参与论坛的多位老师聚焦于古代近东文明的研究。欧阳晓莉老师在引言中首先介绍了古代近东文明研究所关注的地理范围和年代范围。一般而言，古代近东文明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以及古代伊朗这五大区域；年代上则上起于公元前3200年（楔形文字诞生），下讫于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东征）。约公元前1500—1350年，东部地中海区域呈现出多种文明共生与交融的态势，对于埃及阿马尔纳（Amarna）遗址数百封楔形文字信件（包括各大国首脑之间、埃及法老与其附属国之间的通信）的发现与解读，重构了当时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的面貌。埃及第十八王朝、两河流域南部的加喜特王朝、两河流域北部的中亚述、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叙利亚北部的米坦尼王国、小亚细亚东部和中部的赫梯王国，以及一些拥有特殊地理位置或资源的小的王国和城邦，都参与到当时东部地中海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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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纳书信

对比较研究的背景进行介绍之后，欧阳老师从自己所关注的两河流域文明引入，谈到神庙的仪式作用。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提供了对于人神关系的较为系统的神学解释：神是人的创造者，因而可以主宰人的一切，但也需要通过人获得供养。欧阳老师随后介绍了与两河流域神庙遗存有关的考古发现。两河流域早期最为重要的两个遗址埃利都（Eridu）与乌鲁克（Uruk）都发现了神庙遗存。埃利都最古老的神庙年代约公元前5500年，首次展示了人类如何在特定的排他空间中膜拜神灵，这显然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遗址。后者膜拜神明的场所、埋葬亲人的场所和日常居住空间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乌鲁克遗址中建有供奉女神伊南娜和天神安努的神庙。乌鲁克石膏瓶描绘了祭司向女神伊南娜敬献供品的场景。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层，祭司王（Priest-King）是身兼祭司职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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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都“埃阿卜祖”神庙最早的祭祀圣所

（Safar et al.1981,Fig.40）

至于神庙的经济功能，学界众说纷纭。苏美尔的拉格什遗址（Lagash）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了巴乌神庙（Bau Temple）的经济管理活动。巴乌神庙占有大量土地，约1/4分配给一位高级祭司，剩余土地部分分配给神庙其他人员作为口粮田，部分用来出租。20世纪上半叶，一批学者提出了神庙经济（Temple Economy）的说法，认为从土地所有制来看，神庙控制了所在城邦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能也控制了城邦的政治权力。但更多发现揭示神庙经济之外也存在私人经济活动。无论持有何种观点，经济活动都是考察神庙不可或缺的视角。

郭明老师发言的题目是“信仰体系的秩序化与统一社会的形成——管窥‘女神庙’”，以辽宁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发现为探索早期社会分化和文明形成提供独特视角。女神庙位于牛河梁第一地点，总体为形状不规则的南北向半地穴式的建筑，地上部分应为土木结构，墙壁抹泥，建筑空间内部发现有带彩绘壁画的墙面装饰，出土了人像和动物形象的泥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件“女神头像”，苏秉琦先生认为女神头像既是神，也是现实存在过的祖先形象，揭示了从祖先向神转变以及造神活动的开始，在坛庙冢体系中代表了祖先崇拜。

关于女神庙的性质，郭明老师指出，从建筑规模来看，女神庙在整个牛河梁遗址并非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立区域，而是宏大祭祀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考古遗迹来看，女神庙并非日常生活的空间，而应与特殊行为有关。区域内有如下非日常的特殊发现：频繁的用火遗迹且其中有残损的玉料，结构和堆积特殊的人工坑，检测发现可能用于盛酒的陶器。郭明老师推测，上述遗迹可能对应着敬天、礼地、法祖的行为，可以初步认为当时已经有较为完整的祭祀体系。相应的，女神庙发现的塑像可能也体现了天地人三分的信仰体系。

郭老师认为，牛河梁女神庙是中国式神庙的早期阶段。相比于供奉祖先的传统宗庙，红山文化时期的神庙呈现出祖先神崇拜的前身这一特殊状态。红山文化虽然延续了兴隆洼文化中复杂多元的信仰模式，但在玉器与人像等物质表现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形态变化，其作为“礼制”的开端，体现出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对多元信仰的整合。

最后，郭老师总结，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庙，也与西亚、北非作为区域经济核心的神庙有别，展现了一个长期延续的、不断吸纳和包容的开放性信仰体系。

温静老师发言的题目是“阿马尔纳时期的太阳神信仰与重生仪式”，通过对于埃及阿马尔纳时期建筑玛茹-阿吞的解读来分析当时的太阳神信仰。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进行了一场宗教变革。他背离了阿蒙神（Amun）信仰，转而崇拜太阳神阿吞（Aten）。为此，他不仅将王位改名为埃赫那吞（Akhenaten，意为“阿吞的灵”），而且在埃及中部的阿马尔纳建立起新都阿亥特阿吞（Akhet-Aten，意为“阿吞的地平线”）。随着继任者图坦卡蒙恢复阿蒙神信仰，阿亥特阿吞也遭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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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茹-阿吞遗址平面图

埃赫那吞曾在新城阿亥特阿吞的南部郊区建造过一座名为玛茹-阿吞（Maru-Aten）的花园式建筑。温老师指出，从设计来看，玛茹-阿吞并不仅为王室休闲娱乐而建，而是作为太阳神信仰及重生仪式的物质载体。该建筑由两座南北毗邻的长方形院落构成，其中，“水之庭院”（water court，Building I）及其相邻的神庙式建筑（Building II）暗示了玛茹-阿吞的核心功能。穿过方形水池中心水中高台的神坛之后，可见11座T字形水池。T形水池加上水中高台的总数恰好为12，可能代表一年的12个月，分别对应古埃及历法的三个季节（生长季、收获季和泛滥季），水中高台可能是进行最关键的一次祭祀活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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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庭院水池中的装饰图案

温老师认为，水之庭院可能具有另一重含义。玛茹-阿吞与作为创世之神的太阳神有关，本就是为了祭祀太阳而造。一方面，其古名即意为“阿吞的观看地”。另一方面，该建筑的诸多装饰细节可以追溯到第五王朝的太阳神庙，埃赫那吞可能借此来重建《阿吞的大赞美诗》（Great Hymn to the Aten）的一些场景，展现太阳作为创世之神和生命力源泉的作用。宗教经文《冥界之书》（Amduat）描绘了太阳在夜晚的12个小时进入冥界旅行的历程。温老师据此提出，太阳从西向东重获生命的第五个小时，可能正与人工岛相对应；而水池则代表夜间太阳神在芦苇沼泽当中运行的道路。因此，玛茹-阿吞的功能可能是举行太阳神复活的仪式，水之庭院中的11座水池和人工岛可能代表了太阳神在夜间经历的十二个小时，是阿马尔纳时代的祭司运用旧有的知识构建阿吞信仰体系的表现。

温静老师总结道，结合象征一年12个月份的第一重含义，玛茹-阿吞象征了太阳每天与每年的双重生命循环。而这一象征意义的构建表明，埃赫那吞的新宗教并非对过去的“断裂”，而是提取传统文化要素并加以创新，创建了一种将宗教意象与国家的大型建筑高度融合的建筑形式。埃赫那吞将自己视作阿吞神的化身，把自身的日常活动仪式化为祭祀活动。与古埃及人建造出自然界中无法存在的几何体（如金字塔）不同，埃赫那吞通过建造巨大的花园建筑玛茹-阿吞来融入自然，试图模仿出想象中太阳神夜晚所在的冥界，以及其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

贾妍老师发言的题目是“神猫与神庙——从萨卡拉‘猫墓地’的供奉木乃伊谈开去”，关注古埃及作为神圣供奉物的猫木乃伊以及作为神庙祭祀区组成部分的“猫墓地”。贾老师首先指出，猫木乃伊及猫棺这类视觉艺术遗存是一种“不朽的叙事”。古埃及人的不朽哲学极具“技术流”特征，他们通过对速朽肉身进行防腐处理将其转化为永恒的存在。

本次讨论的“猫神庙”指萨卡拉（Saqqara）北区的巴斯特女神崇拜中心布巴斯提雍（Bubasteion）；“猫墓地”则是与此神庙相关的祭祀物的埋葬区。古埃及动物木乃伊可以分为四类：宠物木乃伊、圣物木乃伊、食物木乃伊及祭物木乃伊。目前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埃及猫木乃伊是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祭物木乃伊。

在前王朝时期的人猫合葬墓中，猫是以遗骸而非木乃伊的形态出现；中王国时期的一个金字塔陵墓中发现了17具猫骨骼，也未有木乃伊制作迹象。及至新王国第18王朝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长子图特摩斯（Thutmose）为其宠物猫塔缪（Tꜣ-mjꜣt）制作了精美的石棺，上有木乃伊化猫形象，可能印证其被制成木乃伊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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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动物木乃伊

公元前一千纪以后，“猫女神”巴斯特（Bastet）信仰风潮席卷整个埃及，包括布巴斯提雍在內的巴斯特女神的供奉地香火鼎盛。猫木乃伊原本是献给神的礼物，在供奉结束后，古埃及人利用北萨卡拉原有的古墓作为处理供奉物的窖藏，堆放作为神圣供奉物的猫木乃伊。

整体而言，猫墓地其实是神庙祭祀区的一部分，古埃及人为了让这些圣物不朽而进行埋葬，因此猫墓地是供奉区而非丧葬区。神庙周边还设有专门的猫饲养区和木乃伊工坊，信徒可以根据财力来购买木乃伊进行供奉。为了追求效率，后期甚至出现了包裹华丽的赝品木乃伊。因此，以猫为代表的神圣动物是萨卡拉成熟的、一体化的神庙经济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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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萨卡拉动物墓穴位置示意图（Joanne Hodges绘制）

但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规模宏大的“猫墓地”遭到严重盗掘，数量惊人的猫木乃伊被当作商品进行贩售。品相极佳者流入博物馆进入“文物”陈列，而更多的猫木乃伊则被当作船只压舱物运往欧美，在研磨后充作肥料或造纸原料。

邢颖老师的发言聚焦古希腊最重要的圣地奥林匹亚（Olympia），题目是“体育之外——古代奥林匹亚的圣所与供奉品”。奥林匹亚是现代奥运会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举办奥林匹亚节的圣地，节日的最盛期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参与者能达到四五万人之多。

根据赫西俄德《神谱》，希腊人的祭祀本质上是杀牲献祭。神享有祭坛上烤肉产生的香气，而信徒则在献祭结束后分食祭肉、饮酒狂欢。各种体育赛事以及节日上演的戏剧实际上是为了取悦神而进行宗教祭祀的一部分。因此，古希腊的宗教与供奉体系中，宗教圣地的核心是露天祭坛而非神庙。另外，希腊也没有封闭的祭司特权阶层。传统圣地的祭司可由世袭家族担任，新兴圣所的祭司则通过抽签产生，祭司在管理圣地之外并不享有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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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0年后的奥林匹亚圣殿

古希腊有四大泛希腊赛会（Panhellenic Games），分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赛会、德尔斐的皮提亚赛会（Pythian）、地峡赛会（Isthmian）以及尼米亚赛会（Nemean）。 地理因素是奥林匹亚圣地能成为最重要的泛希腊圣地的主要原因。在大殖民时代之后的“大希腊”区域，奥林匹亚几乎处于中心位置。此外，圣地位于河流交汇处且临近海岸，便于通过海路抵达。最后，奥林匹亚还远离雅典、斯巴达等强势城邦，相对和平的环境有利于节日的长期延续。

奥林匹亚不仅供奉宙斯，还存在古老的英雄崇拜。派洛皮翁（Pelopion）被认为是英雄珀罗普斯（Pelops）的墓冢。建城英雄是希腊核心的宗教信仰，几乎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建城英雄。祭祀英雄的方式即为其假想一个墓冢，每年人们围绕墓冢举办节日来献给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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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派洛皮翁

而在体育比赛之外，奥林匹亚圣地的管理权遭到了城邦的争夺，且管理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圣所建筑的毁坏与重建。例如公元前8世纪至7世纪，赫拉神庙的供奉品曾遭到大规模破坏与掩埋，反映了地方城邦皮萨（Pisa）与埃利斯（Elis）对圣地管理权的激烈争夺。争夺的原因则在于圣地是希腊各城邦及其贵族展示财富与实力的竞技场，这种竞争甚至远超体育竞技本身。例如圣地中有12座宝库（Treasuries），这些宝库多由海外殖民城邦修建，装饰华丽，且大多只修饰面向观众的正面，展示身份与地位的意图昭然若揭。此外，僭主们也热衷于向奥林匹亚进献重宝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由于宙斯被视为保护军事胜利的神，城邦还会通过向圣地进献大量战利品以及运动员像来展示城邦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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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宝库

奥林匹亚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经历了重要转型。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和亚历山大入主希腊后在此修建了腓力庙（Philippeion）。腓力庙不仅材质和造型迥异于传统，建筑内部更是摆放了马其顿王室家族的凡人塑像。腓力神庙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圣地的功能从城邦共同体间竞争的展示转向了对统治者身份的展示。

论坛最后，彭博老师回到两河流域，以“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记录与官僚制”为题发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公元前3500—3000年间进入了发展的加速期。彭博老师通过神庙建筑空间格局的演变以及记录技术的发展，探讨了官僚制如何在加速期中崛起。

埃利都遗址的神庙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从第11层开始，神庙采用了典型的三分式格局，并逐渐从平地起建过渡到一两米高的台阶上，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景观。然而，与神庙规模扩张相悖的是，埃利都的墓地呈现出一种平等主义。“主食/原料财政”（Staple Finance）或可解释这一矛盾，即虽然在随葬品上无显著阶层分化，但实际上欧贝德社会（Ubaid Culture）会通过调动谷物等剩余资源来支撑精英阶层。乌鲁克时期，超大型城市出现，神庙建筑的规模也呈指数级增长。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日趋复杂，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迅速发展，同时纺织革命也使本土纺织业逐渐兴起。

捷姆迭特·那瑟尔时期（Jemdet Nasr Culture，乌鲁克末期）开始出现“大台基、小神庙”的建筑范式（如“白庙”White Temple）。早王朝时期，在海法吉（Khafajah）月神庙中，这种大台基还结合了两道分隔围墙来分割空间。同时期，乌尔（Ur）出土的石灰岩墙板图案显示，只有穿制服的特定群体可以进入神庙面对神像。因此，神庙空间上的物理分割可能反映了宗教活动中的等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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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庙及阶梯的数字复原

神庙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两河流域的记录技术也快速发展，反映出官僚群体的存在。一方面，公元前四千纪中期，两河流域南部出现了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这些印章及其印纹块（sealings）中，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宗教场景都会反复出现形象相似的一群人。另一方面，乌鲁克文化晚期至捷姆迭特·那瑟尔时期，原始楔形文字出现，泥板可分为管理文献（Administrative Text）与词表（Lexical List）两类，前者用于记录库存、管理物资征收与分配以及预测未来的分配份额，后者则直接反映了官僚系统的存在。此外，词表曾被用于书吏群体的培养，而研究表明，书吏们的父亲几乎全是神庙官员，精英集团可能利用职权和技术壁垒将管理层限定在血缘群体中，以维持管理层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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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滚筒印章及印文块

乌鲁克晚期500年的发展加速期间，社会经济复杂化创造的需求推动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促进了官僚制的崛起与进一步运作。在欧贝德时期，各家户保持经济独立性，公共领域对社会基层的家户是仪式驱动的主食经济，社会上、下层之间关系松散。而乌鲁克时期，在原有仪式驱动的主食财政基础上，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在上、下层之间嵌入了层级化的生产组织（如大规模的纺织业生产）。家户与生产组织之间存在着物资与人力的双向流动，官僚系统则通过协调（如安置战俘与奴隶）来为社会生产提供原料与人力支持，由此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等级结构。神庙是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载体。宗教传统为新兴经济官僚提供了权力合法性；但是，官僚制的崛起并不直接来源于宗教传统，而是“嫁接”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上，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神庙看似直线发展，实则完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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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最后，与会嘉宾与现场听众就论坛内容进行了交流，论坛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