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老师以“六十年代和郭沫若的亚非拉纪行诗”为主题作引言，介绍了“短二十世纪”的旅行书写所体现的对远方乌托邦的冲动和寻求。王老师首先回顾了本次文研论坛的缘起，并切入到对旅行的讨论。王老师认为，旅行意味着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运动，它构成了人类流动性的基本形态，还代表了对“异”（异地、异国、异乡、异文化等）的体验。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作家寻求文化的“异路”，也留下了大量旅行文本。王老师认为，旅行文本包括现代散文游记、新闻报告类旅行记录和政治评论、旅行诗歌、自传和个人回忆录等；王老师希望讨论的时间范围则涵盖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以政治社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短二十世纪”。通过引述鲁迅杂文、郭沫若游苏笔记、艾青参加聂鲁达祝寿活动而作的太平洋诗篇等文本，王老师认为，对“远方”的激情贯穿着整个“短二十世纪”，关于“远方”的书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动机，乃至于中国作家历史实践的一种形态。在“短二十世纪”，旅行书写不断向远方寻找社会变革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不断重新发现远方以便重构自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获得新的政治性团结。这种写作的气象与晚清时期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的远方书写的核心特征都截然不同。

▴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而后，王老师深入到对郭沫若在五六十年代的出访以及在此过程中写作的亚非拉纪行诗的讨论。王老师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并不外在于所谓的“世界”，而是深刻地参与到一种新“世界文学”的构建过程中。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亚非拉的文化交流和反帝反殖运动中，“第三世界”的文化政治形成了。王老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全球性可以从两条交叉的线索中分析。第一条线索涉及万隆会议产生的“亚非作家会议”；另一条线索则关注旅行书写及其文体构造和文化政治。接下来，王老师展示了郭沫若在经停苏联和访问越南时所作的诗篇，指出“团结于远方”的书写的关键在于将新意与亲切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观察到国内景观与所访之地景观的相似性，另一方面通过分享共同的反帝反殖历史认识到新的斗争格局。王老师认为，如何从文化政治实践中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的特殊地位，如何理解文学在新型国际团结中的角色，需要继续深入探讨。

魏然老师以“拉丁美洲旅行书写中的现当代文学”为主题，介绍了当代拉美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旅行文学书写及其特征。魏老师提出，毛泽东时代的拉美旅行者来华访问留下了游记、诗歌、见闻录甚至心理学著作等丰富的材料，虽然其访华往往有既定路线，但也会有自我设计的旅行政治议程，因此不只是“被安排的观看”。魏老师首先详细介绍了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中的中拉文学相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阿根廷作家罗莎·奥利维尔（Rosa Oliver）访华并与赵树理在和平宾馆夜谈；艾青和萧三亦于1954年访问拉美并与奥利维尔会谈。而后，魏老师以三位代表性人物为例介绍了50-70年代阿根廷左翼书写中的鲁迅。一是贝尔纳多·科尔顿（Bernardo Kordon），其写作的《中国作家鲁迅》一文通过将鲁迅“克里奥尔化”，将中国革命文化描述为一种可以被拉丁美洲左翼认可的“有根性的南方普遍性”，即中国一方面是替代欧洲的新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与革命缝合的现代性样本。二是格雷戈里奥·贝尔曼（Gregorio Bermann），其出版《中国的心理健康》一书，以精神病学者视角重读《狂人日记》，为其在中国观察到的大众医学与人道化医患伦理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论证框架。三是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其于1973年访华，撰写评论文章将鲁迅置于“从五四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脉络中，借重鲁迅来把握革命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作为结论，魏老师认为，19世纪欧洲作家前往边陲地带旅行书写是为了回归欧洲中心；而社会主义旅行书写的意义是在将北京、阿尔及尔、哈瓦那这些原先的边陲命名为新中心的同时，真正“走进世界所有的街巷”，从后殖民走向“后中心”的世界秩序。拉美知识分子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可置换的南方经验，提示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现代当代文学的密切关系。

▴

1973年，郭沫若为皮格利亚题字

张丽方老师以“马丁·皮利和写实主义的一种亚非流动路径”为主题，通过对八十年代在华留学的赞比亚艺术家马丁·皮利（1957-1997）这一具体个案的考察，探讨了写实主义这一曾在特定历史时期高度政治化的视觉语言，如何在跨文化、跨地域的流动中被重新理解、转化与激活。张老师指出，在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告别革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之际，许多非洲国家仍处在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历史进程中，赞比亚便处于南部非洲解放斗争前线。马丁·皮利1982年来华之前，津巴布韦独立伊始，赞比亚国内曾被殖民压抑的民族庆典逐步复兴；与此同时，整个八十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依旧延续，并持续侵扰周边支持解放运动的国家。这些交织的时代经验深刻塑造了马丁对世界与艺术的理解，并持续显现在他日后的创作实践之中。张老师进一步说明，马丁来中国之前并未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界处于内外激荡的剧烈变革，马丁在央美接受的实际上是严格的写实主义雕塑训练。张老师认为，院校内外艺术氛围的差异似乎折射出一种奇妙的时滞，即革命叙事淡出之际，社会主义写实语言及其教学体系仍在延续。马丁回国后，一方面将所学写实教学体系重组并引入当地高校；另一方面则在创作中积极进行实验性探索，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这一在文化转换中逐步确立艺术主体性的双向实践，恰与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八十年代艺术生态形成某种意味深长的镜像关系。作为结语，张老师提出，在中国急切告别革命叙事之时，南部非洲仍处于解放斗争前沿，在多重时间线索交织的历史语境中，“亚非路径”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地理描述，是一串偶然的流动轨迹，还是仍携带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与情感的惯性？

▴

马丁在司徒兆光的石雕课上

成谨济老师以“韩国进步音乐运动的样式来源”为主题，讨论了拉美左翼音乐与80年代韩国进步主义音乐的关联。成老师指出，8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愤怒的时代，也是一个被歌声填满的时代，大量活动离不开音乐，不同群体也会写作自己的音乐。成老师回顾了20世纪后半叶拉美兴起的“新民歌”（Nueva Canción）运动。他指出，直至20世纪中叶，许多南美国家仍然长期维系着以欧洲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白人精英主义霸权，印第安原住民、梅斯蒂索人（Mestizo，指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和穆拉托人（Mulato，指白人与黑人混血）等族群在文化与政治领域被排斥。智利歌手维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在20世纪50年代走遍智利各地采风，收集农民的民间诗歌与印第安人的传统音乐，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后来被称为“Folklore”（民俗音乐）的安第斯音乐的根基。帕拉的民俗音乐在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与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联盟”积极结合，并由此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民歌”运动；而后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因蒂-伊利马尼（Inti-Illimani）和基拉帕尤恩（Quilapayún）等共同引领了该运动的鼎盛时期。1973年，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在美国军事支持下发动政变，阿联德政府倒台，维克多·哈拉因“以歌曲煽动群众”的罪名被杀，其他团体流亡海外。这种流亡赋予“新民歌”音乐更强烈的政治象征性，而且这一音乐潮流也从南美扩散到北美，产生了北美的“现代民歌”（Modern Folk）。在此基础上，北美现代民歌传入韩国，形成了韩国青年带有对抗性的另类音乐文化。1970年，金敏基发表《晨露》拉开了韩国特有的校园歌谣运动的序幕。这种民歌音乐样式具有新鲜和健康的形象，与当时主导韩国歌坛的颓废和风大众音乐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在军事文化中感到压抑、不能满足于和风大众音乐的大学生提供了文化突破口。80年代后，以《献给你的进行曲》为首，《光州出征歌》《五月之歌》《前进的清晨》《站在先锋》《民族解放歌》等大量进行曲样式的民歌相继出现，校园内歌唱文化乃至歌谣运动进入新阶段。这一系列校园抒情歌谣与进行曲样式的运动歌谣一同形成80年代民众歌谣的两大脉络，并与80年代韩国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产生了密切联系

▴

早年的金敏基在表演

胡亮宇老师以“书写坦赞铁路：地理知识与世界感觉”为主题，讨论了坦赞铁路建设与毛泽东时代普通人的国际主义日常体验。胡老师以马季和唐杰忠的《友谊颂》相声切入，介绍了坦赞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往返中非的故事，指出《友谊颂》的地图贯口背后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其源于中国援建工人们的亲身体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一种政治性修辞，凝聚起一种在远方的熟悉而亲近的感觉。胡老师回顾了以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大陆的铁路计划，即从开罗（Cairo）到开普敦（Cape Town）的双C铁路计划；但由于各殖民帝国在非洲的激烈竞争和复杂的地形条件，铁路建设进展困难。赞比亚铜矿资源丰富，坦赞铁路对赞比亚而言是重要的去依附方式。在坦赞铁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有意识地将成昆铁路和大庆精神复刻到非洲当地。胡老师回顾了现有关于坦赞铁路的书写的材料，指出这些书籍折射出的国际旅行更多反映的是基层工人层面的旅行，而不只是发生在精英知识阶层、作家和政治家之间的旅行。中国工人强调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中、坦、赞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坦赞铁路的再现和书写实际上也是再现了这种精神和关系。胡老师认为，从更大层面上看，6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写作中经常有世界革命的话语，即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开始，然后就会被提升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国内生产与世界革命形成了密切链接，这种弥散性的话语构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国际主义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

坦赞铁路纪念园

位于赞比亚卢萨卡省琼圭地区

贺桂梅老师用三个关键词进行点评。第一个关键词是“世界”。贺老师指出，此次会议讨论的世界可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世界”并不完全相同，而主要是“第三世界”。在较长时间内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原本处于封闭状态，改革开放是进入“世界”的开端；但这种叙事遮蔽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置身其中的亚非拉世界本身。在以资本主义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面临困境、全球南方不断发展的当下，思考亚非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为重新想象“世界”本身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思考途径。第二个关键词是“旅行”。贺老师认为，旅行具有丰富的意涵，不仅意味着文旅产业，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在旅行过程中被纳入考量。在20世纪60年代，旅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交往和链接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建构起对世界的想象。这种世界想象有两个重要主题：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追求平等，尊重每个民族的自主性，否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第三个关键词是“文艺”。贺老师认为，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费主义的文化消费所置换，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文学、诗歌、相声和电影，曾经的大众文艺以文艺连接大众，创造共同体，汇聚团结力量。在当下，尽管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左翼文艺实践可能会提供一种另类的可能性。

▴

艾青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船上交谈

姜涛老师从对“远方”的感受切入，认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创作中的“远方”有一个再抽象的过程，“远方”充满了遥远感和空旷感，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希望和期待；但与此不同，毛泽东时代的远方似乎非常充实，远方的团结体验给人们提供了跨越国界的伦理和情感空间。文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成为当时国际局势的注脚，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姜老师认为，如果说80年代的世界意识是“走向世界”的问题，如今可能问题意识需要发生转变，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就在世界之中。姜老师以周作人与艾青为例讨论了国际主义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姜老师认为，周作人的日本游记充满浪漫感和宗教气息，与其后来的文风差异巨大，这与周作人在日本新村访问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人非常饱满和丰沛的感受息息相关；与此类似，艾青的诗歌创作在建国初期遇到瓶颈，但1954年艾青访问智利后，文学活力突然被唤醒，其诗歌重新宽广起来，从容的、灵动的气息全部回归了。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老师等在座学者也发表了进一步的回应，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