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伊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陆扬老师作为主持人进行致辞，对与会学者的参与表示诚挚欢迎。

本次论坛共设有六场报告。首场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雷闻老师主讲，题目为“多学科视野下的汉唐道教金石研究”。雷闻老师首先详细阐述了自己召集本次论坛的缘由。他指出，汉唐道教研究的基础文献主要包括《道藏》、敦煌道经和碑刻材料三类，其中金石材料多为当时道教信仰活动的直接遗存，相较经典文献，更能真实反映道教信仰的实态。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公布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唐道教金石材料的学术价值及其系统整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整理成果如陈垣先生《道家金石略》等著作，存在着失收、误收、录文不全等问题，故当前学界需要依据新见材料，对汉唐道教金石材料进行更为全面而系统的重新编纂。基于此，雷闻老师介绍了其主持的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道教金石文献集成研究”的基本情况，项目预期编纂并出版多卷本《汉唐道教金石文献集成》，并同步推进专题论文集及配套数据库建设。同时，雷闻老师特别强调，由于道教金石研究天然涵盖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艺术史、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因此需要加强多学科的对话合作，这也正是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前来参与的重要原因。举例来说，盛唐《华岳真君碑》可能利用了北周道教造像碑原石、镇江著名的《魏法师碑》可能利用了南朝神道碑重刻而成，这两项重要发现是由艺术史家与考古学家根据造像风格与碑石形制得出的，可以与历史学者从碑文出发的研究相得益彰。最后，雷闻老师指出，隋代及唐初是道教从“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转型的阶段，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转型的阶段，长安与洛阳在此期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道教中心，因此学界对隋唐两京的道教考古当予以更多关注，这也是他特别邀请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站长石自社老师前来介绍大安国观遗址最新发现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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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

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二场报告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老师主讲，题目为“虎落平阳——从一件北周造像看佛道之争”。李凇老师以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北周大象二年（580）的张子开造释迦佛立像为研究对象，重点解读了其基座正面右侧所雕石狮的具体动作。该狮足下踩踏一小兽，以往考古报告多将其误判为“小卧狮”，但此小兽身具虎纹、头上无鬃，实当为一虎，从而与狮构成了“狮踩虎”这一独特的造像组合。李凇老师认为，此“狮踩虎”的造像并非偶然雕成。在汉唐道教传统中，虎通常被视为老君的守护者与辟邪的祥瑞；而在此时期的佛教传统中，虎则多代表被佛法驯服的对象，既指向僧人眼中的外部异教势力，也喻指修行者内心的妄念。如印度佛教即常以制服“欲虎”比喻僧侣的修行过程。因此，北朝后期佛造像两侧的护卫兽，几乎皆以双狮而非双虎的形态存在。同时，由于此佛造像的制作年代（580）正值北周武帝去世（578）后不久，其基座正面所镌发愿文中亦称佛法“潜辉如昨，再见于今”，故李凇老师推测，该佛像的供养者很可能藉由“狮踩虎”的造像设计，作为佛教信徒，隐晦表达出对武帝灭佛政策的抗议、对武帝服丹暴毙的讽刺、对围绕武帝的道士群体的复仇心态，以及对“以胡御汉”统治策略的再度伸张。这种情绪与发愿文中“夫真如冲寂，迈于玄象之表；至理稀微，出于言论之外”等表述亦可呼应，提示人们在文字之外，造像也是承载信仰与情感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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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大象二年（580）张子开造释迦佛立像及其底部石狮放大图、基座正面发愿文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第三场报告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家葵老师主讲，题目为“瘗鹤铭作者辨析与拓本考订”。王家葵老师围绕镇江焦山西麓的著名摩崖石刻《瘗鹤铭》，就其作者与版本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关于铭文作者，王家葵老师首先梳理了相关学术史：自宋代以降，关于《瘗鹤铭》的作者有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顾况等多种说法。其中，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依据铭文中的人物名号行止与书法风格，推断作者为陶弘景，并根据“甲午岁化于朱方”一语将刻石时间定为梁天监十三年（514），此说影响深远，为后世诸多文献如蔡絛《西清诗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所沿袭。然而，王家葵老师通过细读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松陵集》，注意到其中一组由皮日休发起，与其余四位友人（据皮日休所撰诗前小序，四人为陆龟蒙、张贲、李縠、魏朴）互相唱和的“悼鹤诗”，五人皆作七律、七绝各一，共计十首，诗篇中颇多文辞皆与《瘗鹤铭》相合，却从未直接提及此铭文，或引述与此铭文相关的任何典故。鉴于此，结合皮日休等人熟稔茅山道教、仰慕陶弘景的背景，王家葵老师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瘗鹤铭》或为皮日休及其友人假托陶弘景口吻创作的一场文字游戏，而铭文中“华阳真逸”“丹杨外仙尉”等别号，亦可能为皮日休等人对陶弘景及其交游圈的拟托。

而关于铭文版本，《瘗鹤铭》原石曾长期埋没于江滩，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方由陈鹏年出资打捞上岸。因此，原石打捞出水前即已传世的铭文拓本被称为“水前本”，其后方得以流传的铭文拓本被称为“出水本”。“水前本”因数量稀少，历来备受收藏家珍视，但王家葵老师通过多重证据，论证了现存几乎所有号称“水前本”的拓本，皆为伪托或后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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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瘗鹤铭》原石残片

江苏省镇江市焦山碑林藏

随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白彬老师以“‘鬼道’‘鬼教’‘老鬼’与‘新出太上老君’——兼论《大道家令戒》的成书年代”为题目进行了第四场报告。白彬老师以湖北武昌出土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刘觊买地券为切入点，对早期道教中“鬼道”“老鬼”等称谓的含义及重要道经《大道家令戒》的成书年代进行了重新探讨。关于“鬼道”等词汇的性质，由于古代文献中亦可见天师道被称为“鬼道”“鬼教”的记载，故部分学者将其视为道教徒的自称，亦有学者认为是教外人士对道教徒的他称。然而，这类称谓究竟属于自称还是他称，其产生原因为何，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白彬老师通过梳理《后汉书》《三国志》《弘明集》等传世文献，指出由于早期道教以治鬼除病为主要社会职能，因此史家或佛教徒等教外人士常以“鬼卒”“鬼道”称之，这些称谓在实际使用中通常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而尽管南齐刘觊买地券中的“新出老鬼太上老君符敕”一句，常被学界视为“老鬼”“鬼教”等词汇为道教徒自称的关键证据，但白彬老师认为，若此句“老鬼”“太上老君”皆指老子，则文意显属重复。更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其他三件南朝买地券，皆作“新出太上老君符敕”而无“老鬼”二字，这表明“新出太上老君符敕”应为南朝时期道教徒撰写老君令符的正规表述。至于刘觊买地券独有异文“老鬼”的出现，很可能是主持葬仪的术士或刻工因文化水平有限导致的误增。因此，该句不能作为道教徒自称“老鬼”的可靠依据。

而关于《大道家令戒》这部研究早期天师道历史的重要文献，其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有曹魏、刘宋、北魏、北宋等七种观点，时间跨度极大。该道经内容复杂，既包含曹魏时期的年号与历史事件，亦带有魏晋之际的思想观念，同时还掺杂了刘宋或北魏初年的名词术语，在此情况下，白彬老师引入考古学中的“最晚要素”断代原则进行考证：正如一座墓葬的年代应依据其中最晚出现的器物来判断，一部屡经增纂的道经，成书年代亦应由其文本中最晚出现的名词术语/历史事件/思想观念来决定。由于《大道家令戒》中出现的“新出老君” “玄元使气”“老子化胡”等用语或叙事皆不早于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且该道经中有关天师道起源与早期历史的表述，与学界公认出自南朝刘宋三天弟子徐氏之手的《三天内解经》高度一致，因此，白彬老师将《大道家令戒》的成书年代系于刘宋时期，早亦不过晋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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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永明三年（485）刘觊买地券拓本

湖北省武昌市东郊何家大湾M193墓地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图版五：12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石自社老师以“大安国观及其山池院：唐洛阳道教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题目进行了第五场报告。石自社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近年对隋唐洛阳城里坊——正平坊进行的考古发掘成果，并重点展示了其中皇家道观“安国观”的宏大规模与独特布局。石自社老师指出，正平坊位于洛南里坊区，坊内有诸多重要建筑，其相关考古工作是国家文物局支持的重点课题，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发掘，厘清正平坊的空间结构、形制布局、建筑特征等问题，从而为今人理解唐代城市的居住空间、生活方式与管理制度提供实物依据。考古勘探表明，正平坊整体呈标准里坊结构，坊内可划分为三大功能区：西半坊为安国观所在，占地半坊，规模宏大；东南区推测为国子监、孔庙所在，现存多进院落、讲堂等遗迹；东北区当为普通居民生活区等附属区域。

位于正平坊西侧的安国观原为太平公主宅邸，后太平公主将其赠予兄长睿宗李旦（时为安国相王）。睿宗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舍此宅为道观，仍以本衔为名（即安国观）。此后，这里成为洛阳一处重要的皇家道观，玄宗开元十年（722）改为女冠观，玉真公主曾长居于此。石自社老师介绍，观内布局以北部中部轴线上的两座大型方形殿堂为核心，形成多进院落。这两座大殿当应属宗教礼仪区，殿四面设斜廊，可能用于供奉大型造像；大殿东西两侧分布着密集的排房，推测为道士、女冠的生活起居区，部分房址旁发现的烧土痕迹或与炼丹等道教特定仪式活动有关。道观中部为较大规模的人造湖泊区，水域中已发现三座岛屿遗迹，或可视为唐代道教园林仿拟仙境意象之“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的实物体现。结合已出土文物的高规制，石自社老师总结道，安国观是迄今考古发掘所见等级最高、布局最完整的唐代道教宫观遗址，为我们研究唐代皇家道教信仰、宫观建筑制度、道教艺术与园林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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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正平坊大安国观遗址发掘现场

石自社老师供图

最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齐老师以“道教造像与中古道教变迁”为题目进行了第六场报告，从宏观角度阐述了利用金石材料研究道教史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带来的新认识。孙齐老师指出，与佛教相比，道教金石材料数量虽相对较少，但研究路径更为丰富多元，这既包括对重要宫观与高道生平的个案考证、道士墓志的道教学考察，也可拓展至道教造像遗存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佛道混合造像碑及其交涉史探析，乃至道教碑铭在地域社会史与文化景观研究中的应用等多重面向。随后，孙齐老师进一步提示，中古时期道教碑刻的变迁脉络，与其呈现的“道观化”与“南朝化”两大特征密切相关。就“道观化”而言，从汉末到隋唐，道教形态发生了以下变迁：第一，道教的活动中心，由设在道民家庭中的治、靖，转入专门的宗教设施道观；第二，道士的身份，由与俗无别的民间祭酒，变为出家住观的职业道士；第三，道士的经济来源，由对道民的强制输租，变为信徒的自愿供养和田产收入。这样，中古道教就放松了与基层信众的隶属关系，由此消弭了道教组织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在隋唐时代成为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官方宗教。中古道教的这种转型，可称为“祭酒体制”向“道观体制”的转化，即道教的“道观化”。就“南朝化”而言，南北朝时期，道教地域差异鲜明，北朝多道教造像而无宫观碑铭，南朝多宫观碑铭而无道教造像，此现象与北朝基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义邑（民间色彩），和南朝道教的灵宝化变革与道馆的兴起（官方色彩）相关。南朝道教在这种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了以宫观碑铭和高道碑志为代表的道教碑刻传统，隋唐统一后，这一南方传统开始向北方传播，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延续与发展，最终成为后世道教碑刻的主要类型。

因此，孙齐老师认为，相较《道藏》等传世典籍而言，碑刻材料往往更能展现基层道教活动的实际形态，以及不同地域、时代之间的差异，其中反映出的中古道教变迁情况也更为鲜明而剧烈。尤其在南北朝道教的差异与融合、道观制度的兴起与衰变等问题上，仅依靠道教经典是难以充分把握的。不过，道教经典所呈现出的六朝道藏“三洞四辅”的演化、唐代道教“宗派”分际等面向，在碑刻材料中同样表现得不甚清晰。因此，只有将金石材料与道教经典相结合，方能构建出更为立体、鲜活、完整的中国道教史图景。

六位学者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陆扬老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陆扬老师指出，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雷闻老师所倡导的跨学科合作精神，学者们分别从艺术史、文献学、考古学等不同视角出发，围绕汉唐道教金石与考古这一主题，展示了从微观个案到宏观脉络的精彩研究。与会学者随后继续就“新出太上老君”中“新出”一词的含义、北周佛造像发愿文的内容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