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7日下午，“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六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创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与谈。本场讲座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主办。

一、解题：四个关键词

讲座伊始，贺桂梅老师用四个关键词对本次讲座讨论的主要范畴及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和界定。

第一个关键词是“百年文学”。它涵盖“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整合性范畴，与“新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讨论常相关，并与“古代文学”相区别；而当“百年文学”作为讨论对象时，其实际上也被历史化，并反过来界定了所处“当代性”的位置和立场。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学史研究”。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与学科体系、大学教育、专业体制联系在一起，决定着一个时期研究的主导规范；不仅指文学史著作，更是一个包括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总体性概念和“统一场”，从形式上也包含了文学史教材、专著、论文（集）、丛书或大系编纂等多种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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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老师

第三个关键词“范式”是本次讲座最核心的概念。“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认为，任何研究都包含着一种“常规”的科学形态，凝聚着从事这些研究的共同成员，他称之为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分享着相近的研究理念，试图去解答大家有共识的那些问题。所谓“常规的科学”，即共同体一起“解谜题”。但在某些时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常规科学”无法解答的现象和问题，由此引起范式的危机，需要通过探索而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库恩将之称为“革命”，并强调“范式”在所有的研究当中具有优先性。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思考学科创新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

第四个关键词是“（跨）学科”。文学史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必须要把握一些史学的前提，才可能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论化和秩序化的整理；同时，要将文学史研究放在 20 世纪现当代中国文学学科建制的历史视域里展开。本次讲座讨论新文学史研究三个主要范式的变化，涉及对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追溯，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跨学科视野，将文学史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当代中国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文科建制史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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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

1924年9月

二、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范式

贺老师提出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并从六个要素来比较这三者，即处理的核心问题、代表性著作、主要体例、理论资源和关键词及学科化特点。

1920-1940年代的启蒙范式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处理古与今的关系。最初的论述策略是如胡适《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1922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等将新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书写中，强调“今从古出”。但是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对新文学之不同于古代文学的独特性即“今别于古”的关注，越来越成为新文学史研究的主导方向。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由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等按照文体编选作品，是新文学自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标志。

启蒙范式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是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提出的关于新文化、新语言、新伦理等理念，关键词主要集中在“新”“文学”“人”“国语”“运动”等。此时，新文学开始进入自我经典化的过程，尚未学科化，主要研究形式是学术性著作，包含个人著作、课堂讲稿、文学大系等。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范式”也可称为“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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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影

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

1950-1980年代的革命范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同时在新文学内部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将其区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即五四新文学运动到1949年之前，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则称之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或社会主义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两卷）、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等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并在1970年代后期形成独立专业方向的诸多当代文学史教材。这些著作的主要特点是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原则来叙述新文学的各种现象和作家作品，同时继承了之前的新文学史按文体编排的基本叙述体例。

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专业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实践而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推进，具有自我规范的特点，关键词涉及“人民”“文艺”“社会主义”“阶级”“反帝反封建”“民族形式”等。可以说，革命范式塑造了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学科体制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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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1942年

19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当时的青年学者提出了整合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范畴，凸显文学的独立性，并用“现代化”的统一标准来整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重视其连续性而非断裂性，在当时的文学史研究中具有一种范式革命的意义。新范式提出了一个旧的新问题、新的旧问题：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完成现代化或如何完成现代化？学者希望以这一问题序列来“重写”此前由革命范式主导的文学史。这一范畴偏于理论性，其文学史实践仍在探索中。粗略来说，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这一可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仍有着较大影响力。

现代化范式的理论资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科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ichael E.Latham）追溯了在六十年代冷战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界如何提出了现代化理论并迅速地被美国政府采用为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进而在逐步扩散中蜕变为普遍的意识形态。

此外，贺老师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讨论了 80 年代的六个思潮，认为推动 80 年代发生理论和话语范式转型的实则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并非美国的移植或翻版，而是在全球性知识扩散过程中的重新转换。对此，罗荣渠在其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中也有讨论。

在80年代的全球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强调的关键词是“现代化”“人性”“文学性”“民族性”“文化”等。其特点是当代中国学科体制内部的自我变革，以专业化和文学研究的专业自主为基本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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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贺桂梅/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三、三种主流范式面临的危机及当前研究界的创新诉求

作为一个时期常规研究的主导性规范，三种范式是在对立、转换的过程中陆续出现的，相互间有诸多不兼容性。比如新文学启蒙范式为确立自身合法性，将晚清文学和古典文学作为“敌人”。现代化范式则提出要“重写”革命范式的文学史，其中受到的最多质疑，是难以包容或更充分地展示革命文学实践的丰富性。

三者虽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冲突，但皆为现代性内部的范式。其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有意无意地携带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难以包容中国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经验；其次，难以呈现现代性以外的文学因素，并将现代性作为规范百年文学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难以呈现。

此外，三种范式的危机还表现在学科体制的固化，以及由于过度专业化导致的“封闭性”，无法与当前社会现实互动。同时，受到解构“总体性叙事”的思潮影响，文学史自身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合法性危机。

值得提及的是，21世纪中国和文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作为曾经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如果仅用西方式现代化标准，则无法呈现中国的独特经验；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在 21 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相对于20世纪的“崛起”和“文化自觉”，这种变化也相应地对文学史研究范式提出新的诉求。第三个变化是文学的变化。20世纪的文学比任何其他的艺术媒介都更占据现代性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但在 21 世纪，文学不再享有中心位置。此外，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学科体系也有自身创新的需要。启蒙范式致力于确立新文学的主体地位，创造现代性文学；革命范式追求革命实践的合法化，并创造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现代化范式则完成了西方式理论的移植与中国转化。到21世纪，真正需要的不再仅是中国文学与文学学科的现代性构建，而应当创造既包容也超越现代性的新的学科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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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封面与目录

1934年6月

以上诸多变化使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以上三种文学史研究范式之中，而出现了新的诉求与尝试。第一是从国家建设层面提出的中国主体性话语重构的诉求，也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中国自主性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背后是中国主体性的凸显。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史研究中史料学和文献学研究整理的热潮、古典学的兴起等，使“古今之战”等问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驱动人们去探索更有包容性的描述百年文学的研究范式。第三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变化，文明传统已转化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部分，诸多重要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中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文明整合意识。第四是近年出现的新的文学史尝试也值得关注。如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事件史的方式，通过具历史标记性的时间节点上出现的文学事件，来勾勒四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图景。值得提及的还有王德威、陈国球等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抒情之现代性》等著作中提出用“抒情传统”来构建“以古通今”的文学史等。

以上诸多实践和现象已经松动了此前固化的对于文学史及其三种主要范式的理解。目前，学界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还需要文学史”，而是“能否从批判性反思的角度构建出具有21世纪中国当代性特点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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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

陈国球 王德威 /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四、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构想

贺老师尝试提出更具包容性、整合性的新范式构想，以呈现中国百年文学的三重性，即现代性、当代性（革命性）、文明性（传统性）。贺老师指出，文学史研究范式背后都包含着如何阐释“中国”的视角。比如，启蒙范式背后有关于“除旧布新的中国”的理解，革命范式的主体是一个“不断革命、自我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范式则隐含着“自我改造的中国”的民族意识。而以上三种范式都无法描述 21 世纪位置变换、主体性更强的中国。贺老师谈到她关于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观察到中国知识界在21世纪的三个十年中，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向“文明自觉”的变化。

文明史是“总体史”，也是“新世界史”，要探索新的文学史研究方式，需要从重新阐释“中国”开始。关于“文明”内涵的问题，贺老师指出，“文明”早已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其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超大型政治体；其次，文明不止一个，需要建构“复数的文明观”。她认为，文明史（新世界史）的相关研究，成型于1960年代的西方史学界。布罗代尔(Braudel)的“总体史”观，汤因比（A. J. Toynbee）、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如何以“文明”为单位来叙述更为完整的世界史。90年代初期，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这样的文明史脉络中提出的。而中国知识界从 21 世纪开始的文明自觉，也是在这样的世界性对话关系中产生的。如费孝通在20、21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 提出文明的特点不在“冲突”而是“融合”“交流”，而文明交流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这就是在与亨廷顿对话，并引发了知识界的相关讨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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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译

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因此，贺老师指出，重新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史，前提是把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文明史视野对百年文学史研究提供的启发，可以概括为五个维度：

第一是中国主体和中外关系。“文明”是从新世界史视野提出的范畴，因而要破除西方中心的现代观和世界观，将“世界”看成是多个文明体的碰撞和交流。历史地考察中国百年文学如何融入世界、转化自身，如何又保存了它作为文明的边界，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用新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是用“文明体”阐释中国的“多元一体性”。这种内在多元性与现代性整合的过程，也是中国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内陆与沿海、两岸三地等文学的不同展开形态与相互关系。主题是中国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如何通过文学而得以塑造，尤其是其中溢出西方式国家与文学关系的地方。

第三是古今关系。“从古看今”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普遍思潮，同时也需要“从现在发现传统”的分析视野，重点是处理文明范畴所体现的古今连续性和变异性的辩证关系。其实，“新文学”之“新”即一直包含着“复兴”与“进步”的交错，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百年”的起止时间点以及如何处理百年文学现代性转换的不同时间层次与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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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书影

第四是文明范畴的总体性问题。文明体是非均质性的，包含了上中下等不同层级。百年中国与文学现代化的转化过程，就是将之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因而在书写百年中国文学史时，需要同时处理日常生活、文学场、经典等多重结构的不均衡性。

第五是文明视野中的“文学”。这一维度需要处理的是内与外、心与物、精神与符号的表达形式问题。核心在于既将现代性文学（Literature）做历史化理解，也要从当代性视野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中的“文”“文章”等的变异性转化。

从文明视野理解百年文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文学史的三重关系：文明特性是百年文学的土壤和基础，是多元现代性的来源；现代性是一种断裂性创造和重构，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和中国文学自身特性的一部分。但文明传统和现代性文学呈现出更具时代性的文学史面貌，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当代性”的历史内涵。

贺老师强调，“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范畴，而是一个阐释性同时具有一定边界性和稳定性的范畴。将文明话题引入百年文学史研究，要避免一种“文化宿命”论的思路。关键在于，文明的内涵是当代性视野中的创造性建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如何把中国创造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文学史也不是一套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能动的理解历史世界和文学的方法，关键在于如何释放其批判性反思性力量。

与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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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会议现场

与谈环节，渠敬东老师指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词。一个是“panorama”即“全景式的分析”；第二个就是今天讨论的核心概念“范式”。只有在全景意义上，才能去考虑范式的转换的核心问题；如“启蒙范式”最重要的整体性的基础即五四运动，而“启蒙范式”独特的文学运动是连接着整个西方学术意义上的思想运动，它提供了“新古典学”的很多范式，给予文学史写作新的面貌。“启蒙范式”对文学史建构的“士人传统”提出了挑战，由士人推动的白话文运动，体现着文学史意义上的两种矛盾性。

至“革命范式”，其实已把庶民和士人的关系问题转化成“我”与“非我”之间的关系，并基本确立了“非我”属性的完整格局。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它彻底打开了中国人关于“天地”关系中“大地”部分的理解，赋予它非常多的重要含义，并以“大地”为基础的所有概念来吸纳人的个别性。

而“现代化范式”本质上是讨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的问题，包括表达、心理、情感、现代人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传统的文学，无论是创作和研究，在当下其开合度已经不够了，已不能启发安慰、扩充生长今人的心灵。因此，只是重返所谓中国以往的传统是不够的，这是贺老师强调的当下性的意义。所谓“文明体”是一个集成过去与未来、起源与乌托邦的终点，内世界与外世界的整体，且要不断去吸纳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因素。无论是作家研究、文本研究，还是环境研究、思想史链条的研究，本质而言都是多个文明在不同层次上彼此搭建、转化和构造的过程。文学永远是一个文明体的构造，或者是用文明体反衬出来的一个构造的形态，其感人之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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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老师

吴晓东老师指出，贺老师进行讨论的范式转型，背后涉及一个巨大的、百年的且连接中西方、古今的价值系统。文明史范式同时也是阐释中国还有人类前景的重大范式，触及的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都在面对的关键性的结构；而具备文明史视野，也有助于把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以及在文明进程中加以整体性的考察。尤其是在所谓的“新冠的纪元”，全世界各种文明似乎都在遭遇挑战，遭遇危机。建构一个文明史视野，可能就更有迫切的现实性。

吴老师对今日讲座的三点表述尤为注意。首先是中国主体的能动性，即认为文明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范畴，而是阐释性的范畴，是建构性的实践过程。第二点是论文明史的批判性的维度，这种批判可能不仅仅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性，也指向对国际理论界的相关领域的各种文明范式的论述，是一种双向的批判。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或者说真正有理论自信也有道路自信的文明范式，也应该内涵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向度。第三点是文明史范式所具有的兼容性，一种新的范式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或者说是有解释力的，或许就在于其兼容了既有范式的合理性部分。

吴老师继而指出，关于百年中国任何一个总体性的叙事，可能都会面临其他宏大叙事的挑战，也意味着所谓的“百年中国”，既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更是话语体系、阐释范式和历史叙事。它所指向的似乎首先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事关当下中国现状的一种现实判断，还有关于未来的远景叙事。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虽然面临危机，但也依然无法被彻底替代。这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启蒙、革命、现代化的三种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三种范式是不是在彼此纠缠的、相互对峙的同时又互相补充，从而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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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老师

对此，贺老师指出，从范式概念对文学史研究进行探讨，既包括其自我表述的层面，也涉及其具体实践的层面。研究者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诸范式自觉及不自觉的多重面相。论及范式危机和转型，需要在极为复杂和缠绕的对话关系里展开，应用包容的态度去探索新的可行性研究思路，进而找到更具当代性的表达方法。直面“大叙事”，不是为了简单地复活或重复它们，而是提醒我们始终保持对根本性问题的敏感，努力探索一种能将不同研究者的主体性代入、使研究工作变得更有效的“能动性”总体叙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