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邀访学者论坛18】徐晓宏:比较研究的意义世界——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7-05-16

 

 

2017年5月16日,本学期第十一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院访问学者徐晓宏发表演讲,主题为:“比较研究的意义世界: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文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访问教授张寿安,访问学者李霖、罗曼玲、吕博、仇鹿鸣、孙秀林、童岭、袁一丹、张瀚墨参与讨论。在本次报告中,徐晓宏老师从欧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论危机入手,提出一种宏观现象学的视角,梳理了比较的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是如何框定与参与学者个体与学术群的理论与意义建构,并认为这一视角,有助于提高学者的方法论自觉,将比较方法与当下学术的创造性和未来历史的开放性勾连起来。

在报告中,徐晓宏老师首先介绍了这项方法论研究的思想脉络。他从欧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史入手,追溯了古典社会学家们在现代性巨大转折的时期,试图在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之前寻找创造性张力的努力,以及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笼罩下,这一学术向度的阙如。经历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汹涌而起的六十年代,新一代学者如佩里·安德森、查尔斯·悌利、沃伦斯坦等,汇聚于历史社会学这一智识运动之中,也因此有了很强的比较历史研究的雄心。其中,斯考克波更是在密尔和涂尔干的基础上,阐发了一套比较历史方法。她认为以结构性视角为旨归,通过异中求同法和同中求异法,可以在“少数个案,多个变量”的比较历史现象中找出最具决定性的结构性变量。她以自己对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为实例,展示这套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曾经一时,这一套方法为历史社会学树立了科学性的论述。

徐晓宏老师接着阐述了这一比较历史方法在晚近受到的四种挑战。第一种挑战以定量方法论学者Stanley Lieberson为例,认为比较历史方法采取决定论的因果思维,预设太多太强;第二种挑战指出这一方法的变量式思维与历史的时间性与事件性相冲突,它将历史的过程压缩为数据点;第三种挑战则认为历史的意义世界有很大的异质性,不同文化语境的历史本身是不可比的;第四种挑战则强调关联性和流通性的历史,认为被比较的个案往往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互有影响。这四种论点,造成了历史社会学中的比较方法论危机,以至于人们开始对于比较研究还是否可行产生了质疑。密歇根大学的George Steinmetz教授试图应对这些挑战,他认为这种危机是因为我们对于比较的理解,太受限于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因果律,而忽视了历史体验、历史事件与因果机制的不同本体论层次。他指出,这些对于社会实在的分层,表明为什么在不同个案中,相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不同的现象,而相同的现象,也可能由不同的因果机制造成。

在这一方法论讨论的基础上,徐晓宏老师展开他对于比较方法的梳理。这方面,他部分受到Murray Davis的启发,后者用现象学方法剖析什么样的社会理论才能革新学术群的成见,化腐朽为神奇,从而产生“有趣”的社会学观察。徐晓宏老师提出一种宏观现象学的视角,以考察学者们的比较策略实践,看比较的社会想象和视域如何与既有话语构造产生共生关系,以及学者们如何利用比较研究来建构新的“有趣”的意义和理论联结。

 

院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右)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左)颁发聘书

 

接下来,徐晓宏老师从“破论”、“立论”和“破立之间”三个方面梳理比较方法的意义实践。在破论部分,他凸显了研究者利用比较研究来打破人们既有的社会图景想象的五种方式,其中包括他者化自身、去本质主义化他者、个案研究中的背景式比较、打破个案内纵向的事件链和拆解家族相似性,他使用许多研究案例来加以说明,从罗兰巴特的比较符号学,到农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及他本人有关五四时期社团组织演化和文革初期混乱局面的研究,都一一进行解析。

在立论部分,他则归纳了研究者常用但缺乏深刻剖析的结构类比、结构对比和重复性行动处境三种方法,并用斯考克波本人的比较革命和Richard Biernacki对英德两国劳动价值化过程的研究等,加以阐发。用最后的行动导向的比较研究,徐晓宏老师引出了比较历史中的意义机制(meaningful mechanisms)的特有挑战:尽管这些机制具有一定的结构化特征,但它们与传统的结构性比较不同,在于它们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模态性,无法直接在不同个案间嫁接,并且依赖众多行动者的竞合关系。由此,它引出了比较研究如何纳入变性的考量

在“破立之间”部分,徐晓宏老师进一步引申出比较意义机制所带出的历史变性问题,并提出与传统比较研究以静态变量解释结果不同的思路,即以动态的翻转的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比较最富有创造力:它把传统的结构变量虚化,使之成为动态而结构化的过程结果,通过纳入社会的竞合和偶变性,来见出结构性因素的动态作用。他并以Steven Pincus研究英国光荣革命的著作以及“大分流”这一大问题研究中的新近思考为例,说明其可行性。最后,徐晓宏老师点出比较历史研究在当下意义建构的创新性与打开未来的开放性之间的关联。他以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为例,指出马克思从当时人将1848年革命比拟为1789年革命的比较误识入手,通过动态历史解释,揭示结构化因素的差异,从而说明这一比较研究对于“埋葬”历史迷思和开出创造历史新机的独有贡献。

报告之后,各位学者针对“比较”概念的范畴、比较研究如何避免粗枝大叶而达致见微知著、历史社会学对于变性的纳入与历史学研究的异同、如何在动态比较中见出结构化动力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