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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43】戴海斌: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

发布时间:2018-05-08


2018年5月8日,文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孟森与民初政治——以《赵凤昌藏札》为讨论线索”。文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郑振满,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张治、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

 

      戴海副教授表示,孟森先生给予今人的印象(或说历史位置)主要是清史研究大家、重要的民国学人。不过,作为由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政治关心。他直接从事过政治活动,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活跃于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用以前的标准衡量,相当于横跨了三个朝代,可见中国近代史变化的急速和剧烈。而孟森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介入、记录和观察,也有着特别的价值。

 

孟森先生(1869—1938)

 

       有学者辑录他的大量政法著、译作品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政论性文章,并质疑早前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孟森在进入民国后,便不再关注政治,而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明清史研究”。相反地,《申报》及《兴业杂志〔附〈改正条约会刊〉〕》上的文字足以说明“民国初以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孟森对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内政外交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或者说是以贯之,或者说是有增无减。如果一定要说孟森先生何时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明清史学研究上面,大致应自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开始,距离孟森先生去世,前后不过七年左右时间”。(孙家红:《纪念孟森(心史)先生·〈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译辑刊〉代前言》)其实,不止民国前期,甚至直到北大时期、抗战爆发时期,孟森对于政治的关心和评论也没有停止过。相比于公开发表的文章,《赵凤昌藏札》中保存的孟森函札更具私密性,议题也更加广泛、深刻,为我们理解孟森其人及与民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与视野。
 

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三册,中华书局,2008年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赵凤昌藏札》第1、2、4、9册存录孟森致赵凤昌函札,分属“藏原第一函、总第二册”(3通)、“藏原第四函、总第十二册”(29通)、“藏原第十一函、总第三十一册”(14通)、“藏原三十一函、总第九十三册”(26通),总计72通,原函均未署年份。又有第9册收录《(孟森)致张啬翁信稿》一通,原系孟森致赵凤昌函的附件。据戴海副教授考订,这批函件均作于民国时期,即1916年11月至1932年3月之间。


孟森致赵凤昌函[众议院用笺]

 

孟森致赵凤昌函[国立北京大学用笺]

 

 戴海副教授指出,孟森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是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初时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现存的孟森函札话题丰富,其政治评论对象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到曹锟、吴佩孚,再到蒋介石、汪精卫。评论对象虽经历变化,但“宪政”这一主题始终相随。1923年,曹锟贿选之际,孟森对赵凤昌言:“曹三要做总统,不必多生支节,彼此老实说穿,‘曹锟’两字欲我写入选举票中,其势不能为。……总之,直接买票之事前所未有,必欲行之,彼此终忌,断难得公道均沾之办法,其中不愿卖者亦必有人,能在其间将宪法交卷,总算有交代,即可一哄而散,愿卖者如果占多数,听其做此生意可矣。”出于对国会政治的失望,孟森使用了一种用传统术语所谓“剥将复”的观念或说策略。他认为“欲以民选议员解决政局,昔人所谓人多食狼,狼多食人,真不可救药之病也”,政治罪恶到此已达极端,而后“军阀破、政客散”,卖身议员“名誉、资望概已破产”,“各该派自动自杀”。孟森反话正说,故谓“曹锟等皆民国之首功也”、“曹竟不成,机会正佳,曹竟有成,机会更佳”,寄望于“未染政治污点”的清白国民来收拾局面。但现实结果却是党军北伐,由新型党国体制收拾局面。

 1924年前后,苏联政府对华废约的宣言和行动为孟森所瞩目,孟森一度拟参加东北议员牵头的苏联考察团。他表示:“视察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孟森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聘请赴南京任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亲历“宁汉合流”的进程。这段从政经历虽然不长,孟森却有机会对国民党作近距离的观察。他对国民革命军的组织能力、军事素养评价不俗,感觉南京当地“风气已有变迁,不一定沿京都及省会之旧习”,又以为“党军竟不肯宁汉相残,蒋欲宁伐汉,竟不可得,而不免一去谢罪,有主义者如此,无主义者如彼,吾终信事之必成,但未知果在何人之手耳”。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国民政府体制下,“党务与政务夹襍,终非久计”,“将来政府似又不能纯守俄国之衣钵,则组织未知用何方式?文武两途,军民两政何以使之就理,此皆在观变之中”。及至1931年,孟森北上至北京大学任教,随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孟森对于抗战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党“训政”体制仍有相当多的观察和批评。


民国廿六年(1937)五月廿八日北京大学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纪念合影,胡适敬记

 

       除民国政治外交等内容,《赵凤昌藏札》中的孟森函札在其经济生活、人际交游、家庭、子女教育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也都有着不少反映,可弥补之前的认识不足,颇值得我们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