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访学者论坛

2018年9月12日，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史记》先秦部分文本研究的一些前提性讨论——以学术界近年对《史记》的若干探索为例”。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特邀教授邢义田、赖建诚，访问教授刘静贞、陈映芳、罗丰、鲁西奇、贺照田、黄纯艳、薛龙春、刘成国、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弗雷德里克·布拉哈米（Frédéric Brahami），访问学者周颖等参与讨论。

郭永秉教授指出，近年有一些学者，在“历史书写”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反思《史记》文本形成过程中在“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反思司马迁在“抄撮”“重写”过程中产生的主观性问题。这种看法正影响着先秦史学的研究。郭永秉教授试图通过分析学者举出的若干例子，对《史记》先秦部分文本的一些问题做一前提性讨论。

郭永秉教授首先分析了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的内容，将《史记》两周之际的纪年框架做整体延后的做法。他指出，这种见解是没有充分掌握《系年》关于二王并立史事叙述脉络的结果。有些学者因没有读透文本，批评整理者将“周亡王九年”理解为幽王灭后九年的意见，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讨论造成了误导，甚至导致陈民镇等学者产生司马迁因误读古书、因资料欠缺导致两周之际纪年整体失控的看法。郭永秉教授同意整理者及吴良宝、徐少华等教授的看法，认为《系年》第二章的文本逻辑上分作四段：第一段交代西周覆灭过程，第二段交代携惠王立杀经过，“周亡王九年”以下的第三段交代平王之立与东迁，最后一段交代晋郑楚等国的兴起、做大。这并非简单线性叙事的逻辑，携惠王在位的二十一年决不可能是“周亡王九年”之前的一个独立时段。“周亡（无）王九年”无疑是周幽王被攻灭后的九年，其语义结构与《郑武夫人规孺子》说郑武公即位后因处于卫国而“三年无君”是一样的。“周”指宗周，当时携王在虢，平王在少鄂，既是二王相並，也是无一致认可的周王，简文内容毫无扞格。从与春秋人物、史事相衔的角度看，两周之际晋、郑、卫等国的年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推后二十一年。郭永秉教授还结合《史记》《竹书纪年》《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诗谱》初步排订了东迁前后年表，并作分析介绍。

接下来，郭永秉教授又分析了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一文所谓司马迁误读《左传》的两个例子。程氏认为，司马迁因不知“女公子”、误解“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的“之”为何人而导致《鲁世家》文本撰写中屡屡失控。郭永秉教授指出，如此立说实是厚诬古人。《史记》的这两处经解，正是反映了西汉时代对《左传》《春秋》等相关历史文献读解的实际情况（如“女公子”之类的读法，反倒是出于西晋杜预等人的误读），有相关的经学学说背景——这在历史上早有许多经学和史学家加以讨论，也有新出土文献（例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佐证。西汉去古未远，汉人撰作多有所承，对先秦史料的把握比今天切实，不应该对《史记》的解经作不切合实际的批评。

针对程苏东关于《宋世家》叙事部分“君子曰”与篇末太史公论赞部分的矛盾所作的批评，郭永秉教授指出，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不能如此简单地批评司马迁。过去学者对《史记》中的类似情况有多种分析角度，例如今文学家的《左传》内容窜入说，高步瀛等先生“义主《公羊》，事从《左氏》”说以及朱东润先生等提出的论赞部分窜入说。从古书形成规律与简帛时代书写特点看，《史记》的部分论赞内容为窜入的可能性实不能排除。

郭永秉教授最后指出，《史记》春秋部分溢出《左传》《国语》的内容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孙飞燕《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问题新探》依据《系年》梳理过扈之会《史记》与《左传》的矛盾，并发现《晋世家》《年表》记伐陈救郑实有其背景即为一例。郭教授根据《良臣》中与“咎（舅）犯”并提的“子犯”，分析《晋世家》襄公六年去世的四臣中的“咎季子犯”就是臼季（胥臣、司空季子），其字亦为“子犯”。此条记载可与《良臣》互相发明，说明太史公记载别有所据，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晋世家》是误混了臼季和咎犯两人的结果。

论坛最后，与会学者就如何处理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关系，如何看待司马迁关于两周之际史料依据和处理手段以及《史记》的史料构成问题，如何对待学术界的新出理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后现代史学理论在中国的误解，历史书写理论的渊源，如何处理个人阅读情感体验与学术研究套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