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邀访学者论坛64】于溯: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

发布时间:2019-04-02

于溯讲师

 

邀访学者论坛

2019年4月2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老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第六期邀访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冯培红、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于溯老师首先介绍了何谓“文献学视角”。文献学学者在处理文学、史学等相关学科的文献时,会更多地关注到一些“内容之外”的信息,比如书写形态,版式,装帧、卷帙等。而所谓文献学的视角,是指将这些“内容之外”的信息与“内容”联系起来研究。比如说,骈文的流行,尤其是在公文领域的长期施用,便是一个文体学问题;标点符号的使用,则是一个文献学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骈文的易断句、以及因易断句导致的相对少歧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使标点的施用不那么必须,从而导致我们尽管早已发明了标点,却始终不普及?

 

又比如说,合本子注的发明,是一个史学问题;卷轴装,是一个文献学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卷轴装文献若反复翻阅,来回卷伸,会对卷轴本身造成极大损害,因此这种装帧对检索信息非常不友好。而合本子注恰是通过一种“结构革命”,实现一书在手、众本在握、免于检集的功能,那么它的出现是否也是卷轴装催生的结果?“文献学的原因”一般不是造成某种文学或史学现象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不可忽视而常常遭到忽视的原因。

 

邓小南院长为于溯老师颁发聘书

 

于溯老师接着解释了为什么要以中古史学为切入点。从史学史的角度说,每一时期的历史记录各有其特色,很难说哪一时段有突出的重要性;但从文献学或目录学的角度说,汉末到唐代,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中古时期,可谓是史学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史部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从无到有,且甫一出现就是一级目录。这种情况,从性质上说和经子集三部都不同。汉志隋志之间的几百年时间是目录史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而史部是造成这种活力的主要因素。另一种值得重视的目录是纪传史的史志目录,中古纪传史的史志项目和名称尚屡有调整,但和图书目录一样,这种活力在中古以后的漫长历史中归于沉寂了。

 

于溯老师指出,从文献学的视角看,中古史学有一些基础特质被忽略了。比如说,隋志四部通计亡书,一共著录四千八百余种书,它们的卷帙都是什么情况?这些书算起来百卷以上的只占1.5%,50卷以上只占3%,绝大多数是20卷以下的小书。卷帙大小其实和书籍的存亡流通、同主题书籍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都有密切关系,但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去关注。在隋志著录的50卷以上书中,史部书籍的比例高达5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史部的出现,就是史书的这种大卷帙特征导致的。

 

《隋志》中50卷以上书籍的四部分布

 

于溯老师认为,史部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太康初,秘书监荀勖在校书时将皇家藏书按卷帙比较平均地分成了四类,这可能是为了让各整理者领取差不多的工作量,以优化时间成本。由此形成的甲乙丙丁四部,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目录学意义的图书分类。所以这个目录虽分四部但取不出四部的名字,还有些二级目录的设置难以解释。当时还有“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的记载,这条材料小有问题,但总能反映出四部图书曾经大致卷帙相当的状况。像《中经新簿》这样求各类卷帙均衡的目录在历史中是十分少见的。如果不是荀勖这一次校书,史部可能就不会出现;如果不是几种大卷帙的后汉史在太康前已经问世,史部也未必出现;如果别集大兴的时代提前,集部卷帙提前暴涨,史部也未必出现。不过,目录不仅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也能作用于学术、影响学术的未来走向。史部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消失,它还会迅速吸附二级目录,部类意识的分类体系也逐渐走向明晰。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就文献卷帙与流散的具体关系,同题著作竞争的卷帙因素和皇权因素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