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鸣教授出席活动。

苏轼的题跋作品往往探讨书法家的生活与个性、书法家与书法作品之间的关系，不仅展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强烈热情，而且寄寓着他对不同书法家的见解与评价：饶有回味，遗憾叹惋，抑或有所期待。艾朗诺教授回顾了东坡题跋在书法界的地位。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历经隋唐一直到北宋初年，在苏轼之前业已出现大量探讨书法的文章，体例丰富、内容多样，但并没有专门探讨书法创作的题跋作品，更没有人系统地创作和整理题跋集。因此苏轼的题跋作品无疑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思想价值。苏轼之前探讨书法及书法理论者，大多是书法专家，而非苏轼这种广泛涉猎美学思想与哲学领域的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这也就使苏轼同前者相比，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宽广的范围。苏轼的探讨对书法的发展，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主任艾朗诺教授

随后，艾朗诺教授以苏轼的题跋作品为焦点，从北宋朝廷树立书法模范与对书法历史特定看法的尝试、迅速发展的北宋印刷业、北宋末年的政治党政和新法党对作为元佑党一员的苏轼的迫害、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作品商品化四个角度，结合北宋当时的社会现象探讨了苏轼的书法思想。

宋太宗早在922年就交由翰林学士王著编辑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题名《淳化阁法帖》。太宗、真宗、仁宗皇帝通常将《淳化阁法帖》的印本赠予高官，这使得《淳化阁法帖》在国内一度广为流传。不过这一法帖“真伪相杂至多”，作者、年代上错误频出，编订得十分粗糙，且内容上明显偏重“二王”的书法作品。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暗示过他对《淳化阁法帖》及其编订的不满，但并没有给予直接的批评。苏轼则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只是一部品质低劣的作品，并主张“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强调历来的各种书法体例各有其特点，而不同流派同样有其价值。苏轼对法帖的批判和不满，显然展现出他独立于官方评判的审美观点：这一部原本用于确立书法模范的集子，在苏轼这里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苏轼这一做法，无疑保证了文人在书法方面自由讨论和自主评判的空间。

苏轼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印刷技术迅速普及的高速发展时代。不同于我们想象，苏轼同时代的文人和学者并没有对图书市场扩大的现象感到高兴，反而展现出了一种保守的怀旧之情。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苏轼回忆了自己年少时抄书、读书的经历。然而印刷术的发展，在普及图书的同时也导致“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和苏轼“乌台诗案”的个人遭遇有关。艾朗诺教授认为，正如监察御史何大政所说，苏轼“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如果不是书店未经许可便大量刻印刊行苏轼的诗集，“乌台诗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而其他御史收集到的“罪状“苏轼三卷《钱塘集》，也正是由杭州书店所收集刻印的苏轼在杭州期间所写的文章。这样的经历，使得苏轼尤其反对他人收集、刻印他的文章。苏轼也逐渐意识到，刻版印书技术会导致作者与其作品相互隔离的问题。一方面，书籍一经刻印发行，其传播便往往超出作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另一方面，新型机器与技术生产出来的书本，反而会产生一种疏离之感，缺少真实性。艾朗诺教授在此对苏轼书法作品的工拙观念进行了更深的探讨。苏轼题跋中，经常会论及书法同笔者二者之间的关联，可见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书如其人的观念，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美学批判。苏轼化用了论语中“仁者其言也讱”一句，并主张书法作品和作者本人的性格、精神息息相关。而机器生产出来的印刷本则往往抹煞不同作者之间笔法的差异，缺少真实感。这种观念同样被他用来反对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措施，《送人序》中认为，王安石经学教育改革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日渐趋同，好像同一个模子印刷出来的书本，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被抹杀，这种做法在苏轼看来不值得肯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

艾朗诺教授认为，苏轼注重书法并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往往是他遭到政治迫害的重要原因。苏轼曾一度仕途多舛，屡遭放逐，而他在放逐途中所写的任何文章，无论主题，都会被当做他对流放的抗议，进而遭到更深的迫害。艾朗诺教授再次引用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文章，主张苏轼抄写其旧作《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政治抗议，一种相对安全的表达心事的方式。两篇赞美酒的赋文，本身并无深意，旨在抒发饮酒之乐，俨然酒后大有超越人世，升天为仙之感。然而苏轼抄写时的心境，显然不同于当初创作之时，乐观情绪转变为对个人前程的迷茫和焦虑，这种情感变化也是见诸跋文的。苏轼晚年处于政治迫害之中，不得不通过相对委婉的方式抒发心绪。艾朗诺教授强调，尽管苏轼并非每次书法创作都有这种含义，但我们仍不能忽视书法在其生活中的意义与作用。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文人之间的往来向来回避谈及金钱或物品的货币价值，否则就会被看作是一种不敬，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将金钱和腐化堕落相提并论。艾朗诺教授强调，钱财固然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但不能排除苏轼等人在从事书法等艺术创作时的钱财考虑；而我们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钱财上的考量固然是创作的动机之一，但远非首要或者创作的唯一因素。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通过自己的书画创作帮助扇子滞销的小贩偿还债务，这一事件是《春渚纪闻》中所载的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足以证明，苏轼本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及其货币价值是有清晰判断的。而根据美国圣母大学杨晓山教授的研究，苏轼有时会直接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当作钱币使用。苏轼为从苏州前来惠州探望他的居士卓契顺抄写《归去来辞》并赠与后者，在他的题跋中便有“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这显然并非文人相交的礼物，而是抵偿旅费所使用的商品。从这一点来说，苏轼显然是知道自己的书法作品广为欢迎，并具有一定商品价值的。苏轼赠给僧人昙秀的药方，也另有目的和期盼，希望后者能够为他带来杭州的草药。

艾朗诺教授最后做出总结，他指出，苏东坡的题跋作品为我们观察宋代以来文人书法创作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在宋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影响。然而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发展，随之产生的书本泛滥现象与书法商品化的趋势，也引起了苏轼和许多文人的不安，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人们疏于精读文本，文本也同作者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密切关联。反观当下，书法手稿成为艺术作品与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象征，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当某一种文化活动受到威胁时，它便产生了新的意义。由此来理解苏轼的题跋、诗歌和文章的创作，在如今文字日趋式微的时代，也能以全新的眼光来发掘书法的别样意蕴。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朱青生教授认为，艾朗诺教授的报告对苏轼的书法思想有着深入浅出的探讨，深受启发。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及其价值标准同以德国标准建构起来的西方艺术史标准并不相容。书法并非一种“模仿性”的创作，其本身不反映时代的面貌，这使得书法不能成为当时社会的图像证据；另一方面，文字意义也不通过书法流传。但对苏轼书法观念的探讨，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以书法作品为视角，探讨书法家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对世界的体认。艾朗诺教授的讲演涉及到艺术史学的四个重要问题：首先，苏轼对淳化阁帖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国家意识形态，这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某种自觉，也是艺术形态与精神环境之关联的展现；其次，作为先进的技术，印刷术改变了艺术的发展，也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另外，作为一个范例，苏轼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具体方法，他不但是艺术史中的大家，也是政治史上的关键人物；最后，以经济史来观察艺术史，打开了艺术作品的社会面向。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拓展，为我们探究书法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张鸣教授随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苏轼的书法在其生活的年代兼具实用性和艺术价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区别。艾朗诺教授做出回应，认为实用文字和书法创作截然不同，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界定的。考察书法作品并进行优劣之分，是苏轼所处年代的常态，而实用作品兼具艺术性，这也是一种当时的普遍观念，甚至苏轼作为书法家在撰写信件、公文时，也是有所自觉的。而这一评价方式的新变化相应地引发收集和鉴赏信札的新热潮，甚至一度视书法家的个人信件高于其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