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八期“宋人文集与宋史研究——以孙应时的《烛湖集》为例”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主持，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及文研院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等出席讲座。
黄宽重教授
在众多资料中，文集是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都会用到的资料，其它通史材料则偏向某一领域的学者。一般人对文集并不陌生，但相对而言，历史学者往往只利用文集中的一部分，因而对文集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为此，黄教授本次讲座的重点主要是介绍文集与历史研究特别是南宋史研究的价值、文集的局限性、如何利用文集拓展研究等问题。
在讲座开始时，黄宽重教授首先说明自己利用、研究文集的学术渊源是其业师孙克宽教授。孙教授终身以元人文集研究宋元史事，并且曾说：“考索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他本人所著的文集，常常会发掘出重要的线索。如果合之同时人所著诗文，参户比较，便不难窥见历史全豹了。”黄教授早年进入台湾大学读书后，因对南宋中晚期史事感兴趣，便开始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发现难以找到重要的编年史书，可旁借的只有文集和笔记小说。黄教授的硕士论文《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主要利用的是宋人文集，之后在长期从事研究时也主要利用文集资料。
黄宽重教授《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书影
文集资料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内容分散。研究者从奏议、传记、序记、诗文等内容部分取资，难窥全貌。黄宽重教授指出，在对宋人文集进行研读与运用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清不同文体的特质，如奏议、书启、制诰、传记等。黄教授以自身研究经历举例：通过奏议研究整个南宋不同时期朝臣对重要历史事件（如和战、边防、流民等）的看法；利用文集和人物传记来研究家族和社会以及地方势力；通过书信可以研究复杂的人际关系；制诰书写可以反映出朝廷对于拜罢人物的态度等。这些新的研究议题不断通过文集展现出来。
其次，应该全面阅读、掌握全貌。文集资料以个人为中心，资料的丰富程度和个人有直接关系，也与其家世及后人的财力和声望有关。在数字化时代，文集的资料被更广泛地加以应用。通过检索关键词，利用文集的一部分资料，学者也可以建构出其议题，但就整体而言，实际上是将文集作者和其时代割离掉。因而，黄教授认为，文集史料的作用应该被重新思考，包括文集中书信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制诰反映被任罢者的责任等议题。2006年以来，黄教授在台湾主持宋人文集读书班，要求参与者通读宋文文集，以期通过全面阅读，掌握全貌。
再次，要厘清时序与人物关系。宋人文集中的书信一般不明确表明时间，其中所牵涉到的人物指向不明（如多用别名、字号等）——以上问题降低了用文集做研究的可信性。黄教授建议，在利用文集时，要掌握文集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对此，目前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各种年谱及诗文系年等。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八年静远轩藏本《姚江孙烛湖先生集》书影
此外，利用宋代文集，还应该注重版本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四库全书本与其它版本的区别。宋人文集仅有少量部分在作者在世时版刻刊行，大部分是由其子孙编辑出版——这导致传世文集与原稿之间存在差异。明中叶以后，重辑、重刻宋人著作成为风气，使宋人著作得以不同面貌再现；但也因商业因素，产生许多问题。及至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在搜集传世文集的同时，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宋人文集，但发现有大量篡改、删修的痕迹。因而，对于不同版本宋人文集的辨析，成为研究的重要起点之一。另一方面，要注意不同系列四库全书版本之间的区别。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相较文渊阁本，多出许多附录。杨讷、李晓明曾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对学界帮助极大。如目前学界广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烛湖集》存在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清嘉庆八年重刊的静远轩藏本《姚江孙烛湖先生集》存在若干差异。
台北故宫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烛湖集》书影
随后，黄宽重教授开始结合《烛湖集》讲述孙应时的生平。黄教授早年关注史弥远，从史弥远的人际关系网路中注意到孙应时及其《烛湖集》。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浙江馀姚人，出身于由农转儒的家庭。乾道八年，孙应时进入太学，因钦仰象山直指本心的“存心尊性之学”，与其同学们成为陆九渊早期弟子之一。此外，孙应时兼从吕祖谦游，与朱熹也建立起密切联系——这反映出当时道学家的追随者们转益多师的现象。淳熙十一年，孙应时被辞卸丞相的史浩召请到东湖书院，任其子弟史弥远、史弥坚等人的家庭教师，并与与陆门弟子杨简、沈焕及功利派的吕祖俭等人建立人际关系。东湖讲学期间的经历，对孙应时的学术精进与人际开拓大有帮助。但迫于经济压力及仕途发展的考虑，他仍选择出仕：先任海陵县丞，及免丧后改任遂安县令；绍熙三年，成为四川宣抚使丘崈的幕僚，建议丘崈消除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影响力。绍熙五年五月，孙应时离蜀东下，由选任关升为京官——然而此时史浩、陆九渊等人已离世，丘崈、朱熹因朝中政争而被罢——这一情况使得孙应时在学术精进与仕途发展两方面受到挫折。此后，他因在知常熟县任上致力道学教化，被视为道学党羽而受到弹劾，虽澄清免罪，但最终仕途不顺，郁郁而终。
文集中所呈现的孙应时，是一位在政局变动下学宦难兼、仕途多难的道学追随者形象，而其传记资料则无法呈现出这些信息。孙应时去世后，因韩侂胄被杀而被平反，其子得以恩荫入仕，《宝庆会稽志》将其列入人物传。孙应时留下两个生平传记：一个是同门杨简所写圹记，大概四百多字，强调其与陆九渊的关系、在四川的做官经历以及如何蒙冤离世等情况；到《宝庆会稽志》再写孙应时传时，增加很多内容，如提到其与朱熹的关系、在四川的功绩（提议解除吴氏在四川的势力）并加入叶适替孙家一个堂写的后记。然而，从文集看，孙应时的人生更加丰富。《烛湖集》共二十卷，其中有七卷是书信，大概二百二十封，主要通讯人物有史浩、朱熹、丘崈、陆九渊等人以及大量的同门、朋友。这些人在政治得意之时，分享喜悦，如孙应时在当严州遂安县令时候，给师友写了六十余封信，积极传布道学，建立了二程、周敦颐与吕祖谦、张栻堂，并请史浩建议朝廷不要对道学有压力。表现出其实践道化理念的企图。但担任知常熟县令后，党禁兴，他被视为道学余党，师长或死或罢，他的施政遭逢挫折，除写信向人诉苦外，亦寻找新奥援。这些资料，在研究庆元党禁时，难以呈现，在人物传记中难以看到。
《朱熹的历史世界》（左）、《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右）书影
最后，黄宽重教授讲述如何扩大文集运用、开拓研究议题的问题。广泛利用文集，来探讨更大的议题，成为目前学界的趋势。例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代表作，该书大量利用朱熹及当时人的文集，来探讨道学家群体如何与朝臣竞争，以建立其地位。最近，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其实也充分利用周必大文集来谈其人际关系与政局变动，进而重新探讨周必大与庆元党禁的关系问题。黄教授认为，以往对于南宋道学与政治纠葛的书写，主要是道学得势之后构建出来的，与事实有一定距离。若能利用南宋中后期为数不多的文集，确立时间次序，梳理人物关系梳理，也许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南宋政治史，以突破传统认识。阅读文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难以短期出成果，但文集是了解南宋中晚期历史的一个重要入口。黄宽重教授进而建议对年轻学者不妨找一本篇幅适中、作者仕宦经历较为完整的文集，作为入手训练，再进行扩展。
张鸣教授
张鸣教授认为，黄宽重教授利用文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以文集为基本材料，学者可以深入历史细部机理，还原历史人物生命。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容易停留在文学史的宏大叙述，很少充分利用并读透包括文集在内的有关材料，来还原文学的原本状态。张教授指出，文体形式的辨析非常重要，如墓志铭不会写墓主本人的负面信息。最后，张鸣教授认为，随着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的出现，学界大量利用四库全书本，存在很多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分享自己开设《集部史料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课程、研读唐人文集的感受。叶炜老师认为，唐人文集中的材料有时候更为原始，并且可以与《资治通鉴》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出很多问题，如表和状的界限、敕书等。叶炜老师与黄宽重教授就当时人编与后世编的宋人文集差别、文集中题目的起源等问题交换看法。
最后，邓小南教授作总结发言。首先，文史哲专业在利用材料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局限。中文、哲学等专业的学者往往以作家、作为为中心，因而会主要利用文集资料；对于历史专业而言，集部史料只是其所利用的大宗材料中的一种，历史学者往往习惯构建材料组，把所见材料推进大的背景中，从而不太注意到活动在历史中的个人，难以呈现出个人的活的面貌。黄宽重教授可以将不同学科背景的优势结合，具有打通文史的努力与能力。其次，邓教授谈及如何处理关键词检索与全面阅读的关系。在基本的学术训练中，从哪一类材料出发没有定式，但是要了解基本材料的长短。初学者要尽量勾勒全貌，将材料延伸成线、面，放在大背景中观察，在问题意识的主导下，把相关的不同题材的材料尽量纳入议题的讨论中。邓小南教授以自己所从事的家族史研究经验为例，指出文集是构成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内容，但同时要注意方志、墓志、族谱等其它材料，善于编成材料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