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蒙古时代之后的东亚——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文研院学术委员袁明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
袁明教授
葛兆光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过渡时期：一是内藤湖南所讲的唐宋之间（中古与近世之间的过渡期），二是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论及的晚清民初时期（帝制时代到共和时代的过渡期）。葛兆光教授继而发问：在蒙古时代之后的1368-1420年，对于东亚而言是否也是一个历史上的关键/ 过渡时期？
他指出，14-15世纪之间，东亚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秩序调整时期：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高丽王氏建立朝鲜，同一年，日本足利义满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黎氏取代陈氏；1405年，帖木儿去世，其帝国陷入汗位争夺，无力转向东亚。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说，帖木儿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东、西方形成了各自的历史世界。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调整过程中，朱元璋在外交上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开启韬光养晦的洪武时代；足利义满也曾两次派遣使者入明要求朝贡，积极寻求沟通。这一时期，明朝与周边国家相对处安定局势。但在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东北亚三国的继承者（永乐、足利义持、朝鲜太宗）则试图改变这种相对平衡的东亚秩序，放弃了妥协的外交策略。1419年，朝鲜入侵日本对马岛，即“应永外寇”事件。日本视之如“蒙古袭来”，继而调整外交策略，派遣僧人无涯亮倪到朝鲜解决战争问题，两国关系缓和。1420年，朝鲜派遣宋希璟出使日本，写下了《老松堂日本行录》，也即现存通信使汉文文献中的第一部。
葛兆光教授（左）和邓小南院长（右）
15世纪20年代后，自蒙古时代初步连成一片的世界，又形成了“东是东，西是西”的分离状态。东亚各国在经济上联系，政治上独立，文化上相互竞赛，呈现出意识独立和文化觉醒的状态，并形成了一个以朝鲜“事大交邻”为轴心的国际秩序。这便是朝鲜通信使文献“长长的背景”。
随后，葛兆光教授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文献的基本概况。所谓的“通信使文献”，指的是15-19世纪朝鲜派往日本的官方使团中，一些使臣或随员用汉文写下的各种记录，包括日记、笔谈、文章、诗歌和绘画。目前有关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总集，主要有成大中所编的《海行总载》（朝鲜古书刊行会）和辛基秀、仲伟宏所编的《（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据《李朝实录》等文献记载，朝鲜时代的赴日通信使团达65次之多，人数大多在400至600之间，规模十分庞大。通信使由朝鲜的京城出发，至釜山开船，经过对马岛、一岐岛、赤间关（下关）、兵库，到大阪后，弃船走陆路，沿着现今的东海道新干线路线到达江户。这其中，水路约三千余里，陆路一千三百里，大约需要五十天才能抵达。通信使的目的大致有三：一是互致友好，保持睦邻关系；二是刺探情报；三是吊丧、庆贺。
正如前文所述，通信使文献主要涉及日朝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那么中国为什么也要研究它呢？葛兆光教授详细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朝鲜是14-19世纪唯一与日本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它在中、日之间既起到了沟通作用，也产生了阻隔。作为历史资料，通信使文献可被视作政治、文化与经济“情报”；作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资料，它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东亚各国文化之间的认同与竞赛，并看清这种背后的传统中国文化。葛兆光教授强调，朝鲜通信使文献并不属于海外汉籍。他认为，最好将“海外汉籍”限定为流失到海外的中国人所写的中国的古籍，其与中国保留下来的古籍是同质性的；而燕行使文献、通信使文献基本都是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并用汉文写就的文献——二者需要区分清楚。
从研究情况来看，日本有关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研究非常充足，大多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一是政治史与外交史领域，包括田中健夫、中村荣孝、三宅英利；其次是文化交流史，包括音乐、绘画等，这一方面研究非常兴盛；其三是贸易史与经济史，从物质交流史方面出发可以看到许多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东西。而中国有关通信使汉文文献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2010年之前，中国期刊网仅收录五篇涉及这方面的文献。
葛兆光教授
葛兆光教授继而将目光拉远，回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并概括为：时间变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问题复杂。其中的“史料增多”主要指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的发现。早在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历史学大会时曾发表《近年来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一文，在民国史料四大发现之外便提到了日本、朝鲜所存的中国史料，但中国学者始终缺乏关注。除了吴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金毓黼编纂的“渤海丛书”、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和崔溥的《漂海录》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均有所欠缺。
葛兆光教授指出，这种欠缺主要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不在场，历史便没有发生；我们不在场，历史与我们就没有关系。他继而举出两个例子来反驳，其一是壬辰之乱中大明王朝派出了两个使者，在中国史料中不见二人的“表演”，而朝鲜通信使文献则完整记载了二人的行为。其二是1711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完整观赏了宫廷乐舞表演，并保存了唐乐的套曲，而这一套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从未记载。故而，不在场实际也是一个在场者。
在本场讲座的第四部分，葛兆光教授总结了四种在历史研究中易被遗忘的历史类型：被删除和遗忘的历史、被想象的历史、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不在场的历史。那么，通信使文献这种“不在场的历史”是否可以被讨论呢？葛兆光教授从政治对峙与文化较量的角度进行了解答。在政治上，礼仪、名分与制度往往是文献中纠缠最多、篇幅最长、差异最大的地方。以年号的使用为例，朝鲜习惯使用中国年号，而日本认为使用中国年号是把自己纳入了朝贡体系之下；但若使用日本年号，朝鲜则表示反对。此外还有称呼、避讳以及礼仪等问题，虽然这是日韩之间的较量，背后所遵从的仍是中国传统。中国不在场，但它的影响时时都在。另一方面尚有在文化上的较量，比如风俗、学问和衣冠，朝鲜认为自己所穿戴的是大明衣冠，而日本认为自己所用的是周冕、程子冠，比朝鲜更古老——实际上是东亚三国在较量中寻求自尊的表现。
随后，葛兆光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总结：一，不在场的历史亦可以研究，不在场也可能是隐含的在场；二，在14、15世纪以后，东亚三国开始出现了自尊独立、文化较量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结束了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笼罩一切的局面。
最后，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三点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新材料引出新问题：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如何拓宽史料的边界？比如，从朝鲜文献中可以发现，道光年间的读书人最崇敬的文学家并非龚自珍、魏源，而是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后者皆是当时的状元、探花。这便引起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思考：文学史所写的究竟是当时人的文学史还是事后重新评价的文学史？
二、互相观看与不同立场：有关东亚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学者应当参与对话吗？中国历史学界一般较少提及东亚、亚洲的概念，而日韩都有较深厚的研究东亚史的习惯。许多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可能有着超越国境的背景。以明清易代为例，它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涉及到当时的蒙古、满洲、朝鲜、日本、大明，要考虑倭寇与壬辰之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三、放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如何把中国史放在东亚、亚洲和全球史背景之中？比如蒙古入侵日本事件，如果观察东南亚各国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看起来是某国的事情，实际上是个国际事件。因此，研究中国史不止要阅读中国的史料，还要有宽阔的视野。许多史料对中国史研究来讲，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