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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55】葛兆光:朝贡与认同——从1790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

发布时间:2017-10-12

2017年10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朝贡与认同——从1790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为乾隆祝寿说起”。文研院特邀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中文系张鸣教授、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董强教授,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李开元教授出席本次讲座。

 

讲座现场

 

葛兆光教授从1790年安南使团赴热河(今承德)为乾隆祝寿说起,概要地介绍了此次祝寿事件的始末。清廷庆祝乾隆八十寿辰,蒙古、回部、哈萨克等内属使团,安南、朝鲜、南掌等外藩使团均前来参加庆典。庆典中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目,一年前战胜清军、逼迫清廷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的安南国王阮光平亲自率团前来,且在隆重的典礼上身穿大清衣冠,表现得殷勤谦卑。此举使得乾隆喜出望外,却引起了朝鲜等使团的不满。

祝寿庆典上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反映的是包括安南、朝鲜在内的东亚范围内(中华朝贡圈)的历史问题。葛兆光教授梳理了此问题的缘起,指出:西方进入东亚之前,北京(或者承德)是东亚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最重要平台,所以乾隆祝寿反映的也是一场“各国之间的比赛”。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位置早已排定,进贡物品也早已规定,因而此次比赛的重点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衣冠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用来区分华夷、内外,在中华朝贡圈内是一种建立国际秩序的主要方式。

 

主讲人葛兆光教授

 

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朝鲜燕行使者的观察与诧异”、“安南国王来朝”、“黎阮嬗代”、“万寿节庆典上的安南使团”、“冕旒衣冠: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五部分内容,深入分析了乾隆祝寿庆典上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的细节及其政治意义。

1790年阴历七月,朝鲜使团到达承德,与同来贺寿的安南使团相遇。朝鲜使者发现有一些异样: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的服饰与大清不同,而与朝鲜大体相同;但这一次,安南君臣却在最隆重的场合改穿满清服装。朝鲜使团感到诧异,副使徐浩修便找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吏部尚书潘辉益尴尬回答,穿大清衣冠服色只是权宜之举。安南工部尚书回应说“衣冠适有从今制”。在徐浩修的追问下,安南使臣“语颇分疏,面有愧色”。

乾隆对此次安南使团来朝格外重视。得知安南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团祝寿,乾隆皇帝更是频频指示下臣沿路细心招待,安南君臣也表现相当郑重谦卑。阮光平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再三表示对大清的忠诚,望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对此,乾隆甚为欢喜,表示“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

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若干图像资料介绍了安南使团祝寿事件的背景。《安南国王黎维祁至避暑山庄图》描述的是,1787年安南前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光平赶出安南都城,无奈之下投奔大清。1788年,应黎维祁反复请求,清廷派兵进入安南,助其收复安南都城,并再度册封其为国王。1789年正月初,阮光平发动反击,打败清军。黎维祁再度逃回大清乞求保护,黎氏政权宣告结束。《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描述了1789年,阮光平派其侄(一说其弟)阮光显到北京“赍表入贡”,谦恭地声明推翻黎氏是“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并表示次年阮光平会亲自到中国朝贡。清帝最终决定采取现实外交策略,同意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葛兆光教授认为,这次册封看似是大清帝国接受藩属国“输诚”,实际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出于现实的考量,以期获得政治合法与军事安定。

综合来自清朝、朝鲜、安南多方面的史料,葛兆光教授详细梳理了安南使团祝寿庆典的行踪。七月十一日,安南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阮光平“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七月十三日,安南使团被特别招至到内殿,“诣四知书屋”;七月十四日,“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七月十六日,安南使团呈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并请求允许他们穿满清冠服朝见.对此,乾隆十分高兴,写下《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安南君臣“惕然感怀”,作诗回应。然而,此举却受到来自朝鲜等国使臣的鄙夷。

随后,葛兆光教授介绍了大清、安南、朝鲜之间关于“冕旒衣冠”的细节,以此来解释其所象征的政治承认与文化认同。并介绍一个小插曲:1790年三月,福康安报告乾隆帝,表示阮光平因为“欣慕中华黼黻”,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乾隆帝知晓后痛斥福康安糊涂。原来,汉口所购蟒袍并非满清衣冠,很有可能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葛兆光教授分析,一方面,乾隆对于服饰如此注意,表明衣冠在清朝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族传统政治观念中“改正朔,易服色”的影响。从明代承认李朝朝鲜以来,李朝朝鲜就实施所谓“事大”策略——这种“事大”的策略带来“尊明”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成为“文明”的象征,甚至到明清易代之后,这种传统惯性仍然支配了朝鲜人的观念,使得“大明衣冠”成为一种不可替换的正统冠服。基于此,朝鲜使臣鄙视安南人这种为了现实利益而摒弃传统文明的策略,认为“著满洲衣”不仅意味着政治的臣服,还意味着文明的背叛。

 

讲座现场

 

在总结阶段,葛兆光教授先从研究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所思所想。他认为,目前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发生以下三方面变化:一,注意到朝贡制度与朝贡行为存在差异,即不再把历史文献中的朝贡制度,当作区域内各国的交往现实;二,研究朝贡体系,不能只依靠汉文文献,还应当包括越南、朝鲜等他国文献,并以对方视角作为补充;三,充分意识到朝贡体系的复杂性,改变原有的捆绑式研究方法,并将政治、经济、文化区分开来单独研究。

随后,葛兆光教授从安南君臣“易服色”事件本身,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何清代内部及外部藩属国对于衣冠辫发如此敏感?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是否存在文化上的鄙夷?大清帝国处理“内部”秩序的手法,为何不能成为处理“外部”问题的方式?第二,安南与大清之间的斗智与角力,体现了“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怎样的关系?朝贡国是否一定处于宗主国控制之下?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际关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有何不同?对于安南来说,朝贡、册封、贺寿、易服,意味着什么?第三,十四世纪之后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清代,有哪些新的变化?明清易代导致的东亚各国对于中国的认同变化,是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是否会导致各国心目中“传统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分离?

交流环节,与会学者与同学热烈讨论、提问,葛兆光教授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对当今中国与周边之间关系的影响,葛兆光教授抱持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明清以后,中国与周边各国渐行渐远。关于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的近代型外交关系,葛兆光教授补充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俄条约不同文字的文本可以发现,中国和俄国事实上已经从自我想象的朝贡关系转为实质上的对等条约关系。至于安南是否认同清朝,葛兆光教授则认为,安南将政治承认和文化认同区分开来——即在文化上可能认同传统中国,但政治上则向现实的清朝妥协。

最后,院长邓小南教授总结发言,她认为葛兆光教授以新思路和多元的史料,分析乾隆祝寿庆典安南“易服色”事件,理解朝贡体系,并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历史论述背后所凸显的东亚历史问题。

 

主持人邓小南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