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37 2019年9月18日中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次讲座由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主讲。   “欧洲在近代如何获得霸权地位？”面对这个问题，谢弗德教授把目光投向了以往总被大众忽视的经济知识。在解释历史中的经济现象时，理论家和史学家们往往会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有利于海上运输的地理条件，中世纪晚期理论和应用知识的结合支持了技术和工业革命，国家间的竞争促进了学术交流以及贸易商和制造商的崛起等等。但除此之外，经济知识——特别是一个人口群体在某个特定时期普遍占有的经济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经济知识让人们取得优势，”谢弗德教授认为，“虽然经济知识是抽象的，经济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很难以直观的方式得到验证，但它毕竟是‘有用’的。”   讲座伊始，谢弗德教授首先解释了传统经济史研究倾向于忽视经济知识的五点原因：   其一，经济知识一直以来都较少进入主流经济思想史的视野。比如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equilibrium），价格信号定义供需平衡，这一假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看来并不是是普遍有效的，一般均衡理论背后所依据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原则只适用于现代理性，在非现代的宗教和文化环境中是完全无法发挥作用的。所以，在韦伯看来，这些现代的经济理论不应被放到前现代的经济思想史中去考察。   其二，技术知识的光芒掩盖了经济知识的贡献。如果说技术知识是实践的，而经济知识是理论的，那么在经济发展中显然是前者更为耀眼。比如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几次工业（产业）革命，便总是以技术知识的革新为标志。但是，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总是互相结合的。英国人在各种学科中总强调把观测性科学和应用性科学结合起来，但似乎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中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其三，传统增长理论忽视经济知识。“增长”（growth）在19世纪被解释为“资本积累”。但按照今天的看法，资本积累其实只是生产力增长的一个小的方面，如人力资本优化、产业集聚等经济理论的发展其实都是生产力提高的内生原因。然而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这些方面并不会被考虑到。   其四，较早时期的经济知识多为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难以研究——这也是经济理论常被称为“马后炮”的原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对经济有一定了解，并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措施，比如商人会有计划地涨价、降价，即便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相关经济理论的名字。但是在当代，我们确实有更多人“知道了”更多的经济理论，大众对经济知识的了解已然有了显著进步，这种不同时代间经济知识状况的差异或许也会为我们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最后，经济思想容易被误解为是过时的。由于经济理论具有“隐性”“马后炮”等特征，总会被人认为是过时的——因为当这些理论成为显性时，就早已过了它真正发生影响的时代了。但是，谢弗德教授强调，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不仅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化解释，它本身也构成了经济现实。换句话说，所谓的经济现实正是在动态变化的隐性和显性经济知识的交替中构建起来的。   接下来，谢弗德教授以德国经济学传统中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例进行了阐述。“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自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Ordo liberalism）。其代表人物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国家干预市场时不应直接介入市场的运行过程，因此使用监管政策（Ordnungspolitik）比使用程序政策（Prozesspolitik）更好。奥尔多自由主义的后继者米勒·阿玛克（Müller Arack）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在“监管”与“程序”之间具体应停留在哪步其实依赖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妥协。此外，除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策背后经济知识的理解也极大影响着国家调控政策的落实。因此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知识的发展水平，会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   在给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方向后，谢弗德教授介绍了一些历史上有关经济知识重要性的实例。   首先是欧洲各国在德国传统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联合起来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ies of Maastricht），确定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后总的监管框架，来平衡各国生产力差异可能对货币造成的影响——这样一种政治预判显然要归功于之前经济知识的积淀与发展。可以看出，当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时，经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愈加得到彰显，而隐性的经济知识变成了显性，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也必然要随之得到革新。    此外，较为经典的例子还有19世纪英格兰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李嘉图（Ricado）在1824年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计划”，皮尔（Peel）于1844年通过了银行法案，该法案对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和贷款交易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和限制。那时，在国家银行成立之初，英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在质疑中央银行权力的合法性，但最终历史已经验证，国家银行是每个国家步入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经之路。   谢弗德教授还提到了16世纪的撒克逊货币争论（Saxon currency dispute）与更为古老而长久的高利贷争论（usury debate）。在这一部分，他对高利贷争论着墨较多。高利贷争论起源于西方古代传统中对“获取额外利益”的抵制，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谈到高利贷是“不自然”的，不符合“美好生活”的目的——美好生活即足够家庭所需的生活，因此在必需品之外，单纯为了“增多”而获得的利益就是“不好”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也批评“利息”，甚至不主张商人在出售货物时标出高于其价值的价格。直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omas Aquinas）仍然对利息持批评的态度，民众也普遍认为靠放贷获利是邪恶的事情。但其实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态度已有所松动。托马斯虽然不认可资本具有“钱能生钱”的生产性功能，却允许借款人向贷款人赠与货币以外形式的礼品来表示感谢，且如果借款人逾期偿还，贷款人还被允许以“损害原因（damage cause）”要求增加偿还的钱数。托马斯甚至还承认“投资收息”的正当性，因为在他看来，投资是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专业放贷是不一样的。到晚期经院哲学时期，借贷产生的“风险”已经为大众普遍认可，人们开始意识到，贷款人把自己的钱借出去，其代价是他自己缺少了这笔钱来赚取利润，因此借款人有义务在偿还自己债务的同时也为贷款人所担的风险和沉没成本付出应有的报酬。到这一时期，基督教终于放弃了对利息的实质性批评。   在这场长达两千年的高利贷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盛行的不同经济思想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只有将公平的生产性贷款从不公平的高利贷中区分出来，良性、有序的资本积累才能展开，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也正是在这一历时长久的争论中，出现了诸如“公平价格”“公平报酬”“资本”“利润”等基本经济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当时的其他先进文明中是没有的。   最后，谢弗德教授总结道，德国本土后期的官房主义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与晚期经院哲学有重合之处：前者注重国家经济、对外贸易、就业发展等，后者注重金钱和税收——他们都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谢弗德教授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与欧洲文明相比，非欧洲文明是否错过了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经济知识的学习过程？”例如东亚国家一直以来都对高利贷问题不感兴趣，因此不会产生高利贷争论，也就不会刺激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伊斯兰国家则是从始至终都坚持教条中对利息的批判，没有像基督教一样在经济伦理方面做出改变。谢弗德教授提出的问题也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