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以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的讨论”。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景跃进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主持。
景跃进教授首先对讲座标题进行简要分析，社会科学各分支研究方法的相似性和学科分化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对概念进行的抽象讨论必然被置于具体的学科情境之下。景跃进教授希望以中国政治研究为出发点并进行超越，探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问题。
概念转向
景跃进教授回顾了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概念问题的重要变化。他认为，学界正在告别概念领域的“拿来主义”、“消费主义”。以陈力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梳理概念在中日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侯旭东教授、王绍光教授等学者开始反思“专制”、“威权”等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黄宗智教授提出“第三域”、“简约治理”等概念，说明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对本土概念进行构建与升华。这些变化发生在不同的学科内部，却显示了国内学界的共通趋势：中国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正进入一个反思和更新的阶段。百多年来的中西学术交流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政治学的讨论范畴中，景跃进教授回溯了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概念问题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的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扩展带来了方法论的问题：将源于西方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既有学术语和概念作为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工具是否合适？
基于这一问题，学界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通过生成新的抽象概念来包容新的研究对象。景跃进教授引用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对1950-1960年代比较政治学术语变化的研究，如传统的“国家”概念难以被直接应用于对非洲部落政治的研究，具有更强包容性的“政治系统”概念（political system）由此诞生。
第二种解决方案为“概念旅行”（conceptual travelling）——扩展既有概念的运用范围，将西方概念直接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中。然而，在概念旅行中同样存在概念扩展不适当、概念遭受明显扭曲的可能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于1970年提出，在进行概念的跨文化之旅时，要特别注意概念扩展的恰当边界。无限度地扩张会导致“概念拉抻”（Conceptual Misformation）。邹谠教授将萨托利的一般性方法论应用于中国语境，并提问：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若可以，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中国？
景跃进教授区分了两类比较政治学中的西方概念：其一为普遍概念，即在西方的特殊性经验事实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其二为非普遍的对立性概念，即具有地方性的知识。这一类型又可分为只反映西方社会的政治概念（如政治参与）和在研究同西方的政治制度处于相反一极的政治制度时形成的概念（即“他者”概念，如极权主义）。
于是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以及处置对立性概念？不同于萨托利对此坚持的二元对立态度，邹谠从汤森对中国政治参与的描述中发现了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汤森认为，中西方政体间的差异并非绝对性的，如广泛宣传动员民众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在西方政制中也能被发现。邹谠试图据此在对立性概念间建立一种连续谱的关系。他认为，两极对立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在现实中往往以一种混合状态存在，而不同政体的差别仅体现在混合的不同比例上。建立以“政治卷涉”（political involvement）为代表的“穹概念”可以有效融合中西方对立性概念。邹谠用程度主义来取代传统的二分法，在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为中国政治的经验分析和理论建构提供了逻辑空间。与其同时，他也为反思西方概念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此外，邹谠使用程度主义方法论对“极权主义”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提出，西方常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错误地把政权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导致革命以外的社会改良道路被忽视。邹谠提出用“全能主义”去刻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区分其与政权类型的区别。这一概念创新使得对中国与苏联的学术对比成为可能。有趣的是，邹谠还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他绘制了国家-社会关系的抽象连续体分析图表，力图找到全能主义国家逐步减少社会干预、向自由主义国家转型的道路。
新世纪中国政治的概念问题
在对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概念问题的处理经验进行回顾后，景跃进教授将讨论带回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实际概念问题。
景跃进教授从政体分类学的演化趋势角度论证“威权”并非是好的分析性概念。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政体分类学有两个演化趋势：“政体分类的价值化”（分类标准从客观与价值的统一趋向普遍价值的收敛）与“价值标准的一元化”（政体类型从多元性趋向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二分对立）。在民主与威权的二分法中只有民主政体得到界定，而威权是对多种非民主政体的模糊性的笼统处理。在这一区分中，威权成为了被贴上标签的概念，难以应用于分析性研究。景跃进教授认为，民主与威权的区分与“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对等地位类似。如果想要真正了解“非西方”，不应从“西方”的否定性描述中去理解。而必须解构这一概念，从它所包含的巨大差异中分析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同理，要真正了解中国政治也必须摆脱威权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外部价值判断，而将中国政治作为“主体”去看待。
在对“威权弹性”进行反思时，景跃进教授表示，黎安友于2003年提出的“威权弹性”在表面上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实际上却是延迟版的“中国崩溃论”。黎安友认为，威权主义无法解决政权合法性的根本缺陷使其成为“无法避免的崩溃”。景跃进教授评价认为，黎安友这一观点反映出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主流论说逻辑，即从外部价值立场、根据西方自身逻辑来对中国政治走向进行判断。
至于如何在概念建构中处置价值维度与经验维度的关系，景跃进教授表示，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普遍包含不同数量的价值量。若根据价值量大小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进行排序，可以发现民主、平等、自由等术语显然居于高价值量的一端，而国家、政府、权力等词汇偏向于价值量较低的一端。景跃进教授进一步提问：在概念旅行的过程中，居于价值链条不同位置的西方概念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发生“概念拉抻”的概率有什么差异？概念价值含量与旅行半径存在什么关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景跃进教授对概念进行了极化处理。他将全部概念分为价值概念与经验概念。价值概念的旅行遭遇取决于被旅行地居民的态度——当某一价值概念被普遍接受时，经验事实便成为了被改造的目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经验概念在旅行过程中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主观立场，而取决于经验概念与本土经验事实的契合度。在这两层意义上，我们发现，概念的界定问题其实是一个话语战场，是政治分歧决定了在看待概念与经验世界关系时应该采取改造式还是尊重式态度。
景跃进教授提出，在这种复杂局面下，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尊重经验、平衡价值的目标：学者可以基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来总结和提炼概念；也可以选择将中共文件中的部分概念学术化，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共词汇资源。借助西方语词之壳来充实中国的经验内涵是文艺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未来也具有可行性。在借鉴、共享术语时，可以进一步强调概念内涵的不同维度，实现同一概念下的跨文化对话。最后，景跃进教授提出，在综合中西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从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出发重构普遍性理论很有必要。
（撰稿：刘一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