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0日下午，“文研四周年”系列活动首场纪念讲座以直播形式在线上、线下同时举办，主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来自校内外的千余名师生在线上聆听了本场讲座。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从意识形态冲突向文明冲突转变的显著特征，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时隔近30年，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明冲突特征。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重新回顾和分析这一框架，有助于从世界的维度、历史的视角深入思考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采取的战略。

讲座伊始，李强教授首先回顾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基本观点和框架。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包含七个（或八个）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每一种文明类型中的核心国家对文明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其中，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的核心国家；西方文明则有两个核心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则缺乏核心国家。基于这一框架，亨廷顿预言，西方和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轴：“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李强老师指出，时隔近30年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范式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亨廷顿所展示文明冲突格局。世界的文明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变化是伊斯兰教的复兴与激进化。伊斯兰文明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伊斯兰教本身的复兴。伊斯兰教从公元7世纪兴起，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和奥斯曼帝国时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欧的崛起，伊斯兰教世界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这与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相仿。面对西方强权的压力，伊斯兰教世界内部发展出了三种应对思潮。一是弱小的自由主义，主要传播西方的启蒙思想与世俗化思想，其诸多翻译与中国甲午战争前后的译著有很强的相似性；二是民族主义，以凯末尔和埃及的纳赛尔为代表，他们试图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以对抗西方强权；三是微弱的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努力。从总体上看，自一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世界中世俗化潮流居于主导，伊斯兰教的影响比较微弱。

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复兴开始出现。一方面，大众不满于西方强权的支配，对世俗民族国家统治者的独裁、无能和腐败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批判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堕落，希望恢复伊斯兰教义。在此基础上，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势头愈发强盛，突出表现在阿拉伯世界、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和俄罗斯、土耳其的去凯末尔化等。这种复兴局面已超出了亨廷顿所预期的规模和程度。

第二层次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所谓“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纯政治性的思潮或运动，包含一套系统的宗教、政治、社会与法律理念，例如反西方、反现代性、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制定伊斯兰法律、圣战等特征。倘若追溯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7—1981年）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早期孕育期；第二阶段（1980年代）伊斯兰主义局限在中东地区，尤以什叶派为代表；第三阶段伊斯兰主义迅速发展并在国际范围内扩张，在海湾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塔利班、基地组织等均有体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激进化与伊斯兰人口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1870年，穆斯林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至2070年，这一比重预计将上升至34%。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欧地区，穆斯林人口比例同样不容忽视，2020年约占总人口的6%——这也为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结构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穆斯林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从文明的角度讲，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强调单一的超越价值，因而无法接受其他一神教的教义；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又沿袭了政教合一的传统，这使得西方难以忽视其对自身政权的威胁。虽然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拥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随着启蒙运动和世俗化的发展，其政治动员能力大大弱化，这也构成与伊斯兰教的鲜明反差。然而伊斯兰文明也存在其固有弱点，即始终缺乏核心国家。伊斯兰国（ISIS）虽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决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消除中东地区的所有国界，甚至把国界推得更远，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但至今未能实现其宏伟目标。由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矛盾性，要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势必面临重重困难。

第二个变化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崛起。在亨廷顿的观察中，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蒙古的长期统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文明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始终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然而与亨廷顿的分析不同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欧亚主义”的兴起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使其逐渐摆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的面貌，转变为一个生机勃勃、有远大抱负的国家。

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有着深远的宗教与文化渊源，即救世主义传统。这一思想最早源于基督教，在俄罗斯通过“第三罗马”学说得以确立，最终在欧亚主义中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欧亚主义实质上是有别于此前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9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俄罗斯文化从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是欧洲特性的还是斯拉夫特性的。为发掘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俄侨群体提出了欧亚主义，将俄罗斯描述为独立于欧洲和亚洲之外的第三块大陆——“欧亚州”，希望借此确立俄罗斯特殊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地理定位、历史定位和思想文化定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处于意识形态的迷茫期，涌现了三大意识形态派别，即自由派（或西化派）、保守派（或新斯拉夫优越派）和中间道路（或现实主义）。但随后新欧亚主义迅速兴起并发展为极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学家与新欧亚主义政治运动领导人亚历山大·杜金、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帕纳林、汉学家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等。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之后，大西洋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文化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威胁，只有欧亚主义才是当前俄罗斯对抗西方、寻找自身文化定位和政治取向的唯一正确选择。例如自称“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的杜金，就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亨廷顿的世界秩序框架。他将世界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分别为美国—拉美、非洲—欧洲、亚太地区和欧亚区域，并以俄国为中心点构建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具体的战略措施包括：在欧洲构建俄国—德国轴心，使德国摆脱附庸地位；在亚洲构建俄国—日本轴心，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构建俄国—伊朗轴心，鼓励伊朗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强调俄罗斯帝国使命，担负起欧亚洲一体化重任；等等。

Alexander Dugin提出的欧亚轴心体系

近年来，新欧亚主义的许多观点已受到俄罗斯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普遍认可，并对俄罗斯民族、外交、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实质性影响。普京曾在讲话中表示：“俄国从来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亚国家。我们从未忘记俄罗斯领土上的主要部分在亚洲……俄罗斯充分参与亚洲和太平洋空间的经济协作进程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要知道，俄罗斯是联系亚洲、欧洲和美洲的独特结合点。”这样的理念势必与西方特别是欧洲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三个变化来自西方发展的新趋势。从绝对体量上看，美国和欧洲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最强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在经济方面，2019年美国GDP达21.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3.6%，欧盟国家的GDP则为15.6万亿美元；在军事方面，2019年美国军费支出732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8%，且长期掌握绝对优势。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和欧洲也并非铁板一块，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正在深刻影响西方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认同政治的兴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根源。首先，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正在挤占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随着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不断上升，传统的蓝领工人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均趋于边缘化，对国家和社会的怨恨情绪也逐渐加深——这构成了认同政治的重要基础。其次，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进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05年以来，81%的美国家庭、70%的英国家庭和97%的意大利家庭收入出现下滑。再次，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刺激了西方民众民族认同意识的增长。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抢夺了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土居民的工作机会，移民所带来的异族文化冲击还被视为一种文化威胁。

认同政治在美国主要表现为社会分裂的加剧和两党政策的内敛化。以自由派自居的民主党认为，未来美国的人口构成将以非白人为主，因此他们充分挖掘黑人、拉丁裔、女性、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认同意识，将认同政治转化为竞选获胜的重要优势。而共和党同样致力于与认同政治观念相结合，例如茶党运动的诉求就展示了反全球化、反多元文化主义、反移民以及种族主义的倾向。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潮流。简言之，在缺乏外部强烈刺激的前提下，认同政治的兴起将使两党政策逐步倾向于内敛化，聚焦于解决本国发展问题。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了许多亲手缔造的国际组织，放弃了其所谓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充分说明，在当今的美国，小布什时期提出的构建新型帝国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主流。

数百名德国排外团体组织成员游行示威后的莱比锡街头

与美国略有不同，认同政治在欧洲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右翼民粹主义主张所谓“再民族化”（renationalization），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构成的纯洁性，拒绝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思想反映在政治诉求上主要有二。其一，反对接纳移民和难民。纵观欧洲各主要国家，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还是德国、意大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将反对移民、反对接纳难民作为其主要的政纲。其二，质疑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人们一般将欧洲视为一个地理概念，但这一概念的真正实质应为拉丁基督教地区。倘若按照这一理念构建共同体，那么可能还会找到共同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基础；然而早期欧盟的构建者大多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缺乏对身份认同的足够重视，因此将许多非拉丁基督教的地区也纳入其中，这便为欧洲一体化的瓦解留下了隐患。英国脱欧即为明证。

综上所述，被亨廷顿称为有两个核心国家的西方，尽管当前在经济、军事、科技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认同政治的深刻影响，其内政、外交都处于相当内敛化的态势，更遑论担负起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角色了。

第四个变化来自中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从表面上看，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亨廷顿时期更加激化；但具体分析矛盾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根据社会学家韦伯的描述，中华文明以儒教文化为基础，后者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具有和平主义性质，缺乏尚武精神；二是缺乏超验价值，不是一神教，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因宗教信仰差异而迫害异端的现象。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中国与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文明冲突的基础。

那么中美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呢？李强老师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中美经济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多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视为强势的竞争对手。另外，中美之间还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西方一直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的竞争者。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冲突不同于文明的冲突。倘若用亨廷顿的观点加以分析：“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文明的冲突是根本的、没有妥协余地，而利益的冲突是可以调和的。我国不仅自身要认识到这一点，也要让美国认识到这一点，合理管控分歧、求同存异，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

没有支点的多极世界

最后，李强老师综合以上对亨廷顿框架的回顾和分析，展望了世界秩序的未来趋势和中国可能采取的战略。他提出，从一定程度上说，当前世界格局的形势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是“没有支点的多极世界”，各极发展的状况均有不同。首先，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文明延续了自20世纪初以来的衰落趋势，这一趋势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是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个有扎实根基的大文明，西方文明也可能经历复兴，以扭转其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再次确立起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当前相当怪异的行为模式，可能就是西方文明在应对外来冲击和挑战之初的非常规举措，是对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的巨大反抗。其次，伊斯兰文明仍然缺乏核心国家和凝聚意识。但这一特征既是伊斯兰文明虚弱的根源，亦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它可能通过边缘化的方式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发生冲突。再次，俄罗斯文明有崛起和发展的势头。正如俄罗斯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所言：“一个民族文化、国家、宗法社会的构成在很多方面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西方世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再具有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有活力的民族，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最后，不能忽视日本和印度文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的选择是什么？李强老师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勤劳、节俭、富有创新性的美德，对中华民族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和平的环境。中国今天面临自近代以来难得的重要机遇，也具备了为国际和平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实力，因此有必要扩大视野，从世界的维度、历史的角度思考自身面临的多重挑战和机遇，看到世界舞台上众多伟大文明的抱负及行为导向，制定适时的应对战略。

随后，李猛老师对李强老师的报告进行了简要点评。李猛老师认为，李强老师对世界局势的分析超越了个人的好恶，坚持了学者客观、中立的评判立场，丰富和延伸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分析框架。从本质上说，亨廷顿是从宗教的角度来定义文明的，因此他认为文明冲突的根源来自核心国家和宗教上的根本对立。中国和西方文明都具有核心国家，但在宗教上的对立性并不显著，因此中美主要集中在利益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对立性，但是缺乏核心国家，也就缺少了冲突的必要载体。亨廷顿的文明分析框架可能更符合美国对伊斯兰文明的某种想象。

互动环节，李强老师还就杜金和亨廷顿观点的差异性、“新美国史学”、文明分析框架的时代性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李强老师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它一方面缺乏强烈的超越价值，没有一神教，因而不会发生极端的文明冲突；另一方面又具备内在超越性，足以形成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内在向心力，并与其他文明之间形成平和、有效的沟通。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思考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势，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