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95·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

2021年4月9日晚，“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第五场、“北大文研讲座”第195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敦煌和故宫——中华文化包容互鉴的结晶”。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主讲，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

邓小南老师首先致欢迎辞。她指出，敦煌与故宫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和沉淀。敦煌保留了自汉代至元代上千年的文化遗迹，故宫则历经了明清两代对中华文化的赓续和发扬。二者贯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记忆，展现出不同文化殿堂的独特光彩。王旭东院长以其个人经历将故宫与敦煌两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分享将提供关于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宝贵镜鉴。

讲座伊始，王旭东院长分别介绍了敦煌、故宫两地的产生和发展简史。要认识敦煌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回到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背景。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之路；而敦煌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汉文化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咽喉要道。敦煌的繁盛，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从气候条件来看，丝绸之路沿线总体上是干旱、半干旱气候，而敦煌所处的河西走廊一带恰有一片绿洲，为来往的商旅和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从地貌景观来看，敦煌的东西两侧均为高原，多属沙漠、戈壁、高山景观，这更凸显了绿洲对于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遥感影像图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格外希望与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因而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在敦煌设立敦煌郡，建造阳关、玉门关。所以，敦煌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向西进取的勇气和向东回望的初心。此后，大量移民来到敦煌郡，给曾经的不毛之地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也为佛教文化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倘若没有中原文化的入主，佛教文化恐怕也无法在此传播和发展，更遑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地区一度动荡不安，而敦煌却相对稳定和平，这也为佛教的兴盛和敦煌莫高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莫高窟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壁画艺术，拥有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不仅记录了佛教中国化在不同阶段的主题和特征，更记录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状态。毫不夸张地说，莫高窟的壁画就是“墙壁上的博物馆”。

莫高窟壁画的创作素材主要来自佛教故事。除舍身饲虎、鹿王本生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外，还有一些不见经传的故事。例如西魏第285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佛》图，描绘了古时有五百强盗作乱，被国王派大军镇压俘虏，被挖去双眼并放逐山林。佛施展神通使其复明，并带领他们一同参禅修行，直至成佛。再如第220窟北壁的《药师经变》图，讲述了药师佛以智慧慈悲拔除众生精神世界的病痛苦难。凡此种种，都传递了佛教包容、感恩、信守承诺、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念，给予乱世中的百姓以心灵上的慰藉和寄托。

在东西方文化深入交融的过程中，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倾向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灵动多变的文化特征。从洞窟的形制看，早期开凿的洞窟与印度、中亚等地风格近似，后期则更多带有中国元素的审美倾向；从壁画的色彩看，早期壁画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至宋代则更多体现出青绿山水画等中原绘画的特征。

故宫的发展历程与敦煌有所不同。故宫虽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但其形制最早可上溯至周礼。《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宫城布局，延续千年之久，其中蕴含的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观念，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秩序和等级一以贯之的文化追求，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赓续。晚清时期，慈禧太后随意调整建筑格局，打破祖制、漠视规则，这也为晚清的腐朽没落埋下了伏笔。

故宫的文化价值，不仅在于建筑群本身，还在于其珍藏的百万余件文物。这些文物部分来自皇家的征集和收藏，如各类珍宝、外国文物等；部分来自宫廷制作，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用品，出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之手，是多元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部分来自君臣作品，如各类书画作品；还有部分来自明清编撰书籍及明清档案，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钦安殿陈设档》等。这些文物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标志着五千年文明的绵延不断、历久弥新。

太和殿与坤宁宫原状陈列

王旭东院长指出，敦煌与故宫的形成和保护历程，具有三个鲜明的历史特征。其一，敦煌与故宫同为中外文化之间、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晶。多元文化融合是敦煌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例如，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大量西域民族的供养人形象，包括回鹘、粟特、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及丝路沿线国家的民族形象。再如，莫高窟藏经洞已出土回鹘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各类文字写成的万卷文书和经卷。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在特定时期和谐共存，留给后人丰富的遐想和思索空间。而在故宫里，同样可见多元文化的交流图景，例如钦安殿、贤若观、坤宁宫等带有浓厚的道教、萨满教等宗教气息，灵沼轩、倦勤斋等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体现。

其二，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殿堂的形成，分别源于民间和国家两大力量的推动。敦煌文化的形成来源于民间文化信仰。洞窟开凿和保护的主体均为僧侣团队引领下的世俗供养人。例如莫高窟第220窟从开凿到最后一次绘制，整整持续了283年，这背后是翟氏家族五代供养人在信仰推动下的辛勤付出。而故宫文化的形成来源于国家意志。从建筑设计，到文物收藏和书籍撰写，均非国家意志的支持不可完成。无论是太和殿、坤宁宫等宫殿命名中传递的天地和谐精神，还是千里江山图、金瓯永固杯等文物中凝聚的对江山社稷繁荣稳固的追求，都是封建统治者“家天下”情怀的集中反映。

其三，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国家与民间两种力量的结合。敦煌文物的发现和保护，始于1900年道士王圆箓对藏经洞的偶然发现。那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晚清政府自顾不暇，藏经洞文物便被西方探险家大量偷窃，流失海外。更令人痛心的是，1921—1922年间，400余名沙俄残兵被安置在莫高窟内，对其造成了巨大破坏。此后，李丁陇、张大千、于右任等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敦煌文化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临摹壁画、提议建立保护机构等方式，大力呼吁修复和研究敦煌文化艺术。在他们的奔走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正式成立，第一任所长是在法国巴黎留学多年的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敦煌终于进入了国家干预管理的阶段。

主讲人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然而敦煌地区自然条件的艰苦，仍然让许多文物保护者心生畏难。第一批进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人员多为画家，但抗战结束后他们纷纷离开敦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邀请捷克专家格拉尔来修复壁画，但因条件艰苦，亦未能久留。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并安排梁思成等知名古建筑学家设计方案。在梁思成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的保护设计原则指导下，这项工程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基本实现了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全面加固崖体。此后，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以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先后接手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事业，虽筚路蓝缕，却典守终生。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传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形成了“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的独特文化理念。

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和传承，同样体现了国家和民间力量的紧密合作。辛亥革命后，清帝溥仪逊位，政府接管故宫，仍允许溥仪暂居宫内。宫中残余势力始终谋求复辟，并以典当、修补等名目，将宫中文物大量变卖流失，甚至为逃避文物盘点而纵火烧园，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同时，“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院；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任命当时的党政军文各界名流共计27人担任理事，充分展现出政府对故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1933年，故宫又开展了一项文物保护的伟大壮举——文物南迁，使大批珍贵文物免于战火侵蚀。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加强保护和修缮工作，同时加强文物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力度，使昔日紫禁城焕发了新的生机。自2002年起，故宫博物院启动“百年大修”工程，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前提下使其延年益寿；2004—2010年间，故宫博物院开展了长达七年的文物清点工作，改变传统的文物认知观念，让更多藏品重见天日；2013年，“平安工程”项目启动，故宫开放参观面积达80%以上，为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故宫将继续推进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通过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更多人从中汲取力量，建设新时代的文明成果。

王旭东院长表示，敦煌和故宫的形成与保护历程，启示今人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开阔的胸怀、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文化强国，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共同守望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交流环节，王旭东院长就敦煌、故宫流失海外的文物追讨问题进行了解答。他介绍说，敦煌和故宫现均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其中绝大部分作为其国家财产被保存在当地的国立博物馆；少量由个人收藏，经拍卖被转送回国。这些文物的流失史就是国家衰败的血泪史。尽管现今海外文物追讨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文物保护工作者追寻的脚步一定不会停歇。

最后，邓小南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王旭东院长的讲座提供了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即传承、交流和融通。上世纪30年代，故宫守护队曾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队歌：“巍巍故宫，竦峙苍穹，雕梁画栋，巧及人工，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寔丽且宏。”歌词中流露出的对文物、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珍视，令人十分感动。这份使命与责任也将落在新一代的青年学子身上。作为北大的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文研院将与故宫博物院一道，为双方的深度合作探寻新途径和全面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