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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252】田晓菲:从白门到紫陌——营造建康

发布时间:2022-06-21

2022年5月28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5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从白门到紫陌——营造建康”。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评议。本次讲座为“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系列讲座之一。



很多地方只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居民,没有故事。有些地方,则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而南京正是这样一个满是故事和记忆的地方。在南朝时期,建康城的营造和书写是怎样开始的?文本之中有关建康城的记忆又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田晓菲老师从南朝的诗赋出发,追寻建康城故事的发端之处。



一、从长安到建康


田晓菲老师从庾信《望渭水》一诗说起。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抵达长安后不久,西魏攻克江陵,庾信因而被留在长安,从此未能回乡。诗题中“渭水”位于长安之侧,但此时眼望渭水的庾信,看到的却是建康之景,诗云:“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


首句中“新亭”典出《世说新语》,东晋初年,王导与南迁士人在建康西南的新亭集会宴饮,想到的却是故都洛阳的景致,不禁生出“此水非彼水,此山非彼山”的感慨。和南渡士人的境遇相反,庾信北渡长江,停留在长安,心中却满是对建康的思念。次句中的“龙尾湾”也是建康的地名。相较于 “新亭”,“龙尾湾”则名声不显,大概只有长期居住在建康的人才会知道。南朝书写中唯一提到这一地名而且把龙尾湾和新亭联系在一切的只有乐府《白浮鸠》:“石头龙尾湾,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钱,郎能饮几许?”《望渭水》的后两句,则是庾信对南朝梁诗人何逊《宿南洲浦》一诗的回应。《宿南洲浦》中有“解缆及朝风,落帆依暝浦”一联,庾信将“暝浦”“落帆”两意象分别放在诗的三、四句,想象自己在傍晚的河流上乘船而归的场景。对何逊诗的引用,事实上隐含了对何诗最后一句“是夕偏怀土”的指称,诗人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张旭(传)草书古诗四帖

书庾信《道士步虚词》之六、之八

辽宁省博物馆藏


通观整首诗,诗人仅用寥寥几笔,便将感情纠结导致的感官迷乱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将心理感受实体化的写法,在南朝诗歌中并不罕见。但本诗最为特别之处,在于用南朝建康的地名来比附周汉旧都长安之景。在南朝的诗赋传统中,惟有以长安或者洛阳比附建康之例,还从未有用建康比附长安的选择。庾信将“建康”作为构建自己世界观的参照系,是他在经过天翻地覆的人生巨变之后为弥补内心创伤而做出的反常选择。庾信的诗还反映出了建康的变化:从东晋南渡初始面对内忧外患的苍惶郁闷,到繁荣、蓬勃、自信的萧梁王朝。建康的地位和身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建康从瘴疠蛮荒的九州边土到壮丽繁华的佳丽地、帝王州的营造过程。



二、建康的营造


“名字”是重要的身份标识,而名字的变迁也反映了身份的变迁,作为都城的“建康”更是如此。公元前300年左右,楚国灭越,楚威王听说此地有“王气”,遂埋金以镇之,故名为“金陵”。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东游压镇“王气”,并将“金陵”改为“秣陵”。公元211年,孙权将治所由京口迁往秣陵。第二年(212年),改秣陵为“建业”,取建立帝王大业之意。公元280年,晋武帝平吴后,又改建业为秣陵,分置建邺城。公元313 年,为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作为“地方”的建康已经有了将近六百年的存在历史,然而作为符号的建康在文化史上却始终是缺席的。



建康城瓦当、木柱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


东晋王朝建立之初,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来营建都城,建康的建设也就搁置下来。建康的大规模营造是从谢安开始的。然而,谢安营造建康的计划并不为同掌朝政的王彪之所认同。王彪之认为王朝草创,急欲巩固邦本,休养生息,不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谢安则反驳说:“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在兴建宫室的问题上,谢安与王彪之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视域,王彪之立足传统,认为营建宫室劳民伤财,并非必要之举。但在谢安的观念之中,建筑是一种眼目可及的资源,能够让王权的威严得以树立和呈现。在王彪之去世后一年,谢安即开始了他的建安营造。


建康的营造在宋文帝时期迎来了关键转折。宋文帝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成年登基并长期掌握实权的皇帝。文帝登基之初,面临着门阀士族权力的扩张与北朝势力的崛起两大挑战。“展演王权”(performance of kingship)成为文帝面对挑战时的应对措施。“王权”更确切地说是君王的身份、地位、尊严,是一个想象的社会建构。身为君主的人在本质上和任何一个普通人并无二致。君主凭借他的权威(authority)行使权力(power),而他的权威是由他的臣下,也就是一个社会精英阶层所赋予的。君王的权力是基于他人对君王身份、地位的认知与认同而建立的。权力既然来自他人的主观感受和认知(perception),就必须具有可见度(visibility),通过区别社会等级的象征性标识显示出来——服饰、车舆、娱乐、居处……无不起到关键作用。居处包括宫殿,也包括作为帝国心脏的王城。营造建安城是宋文帝“展演王权”不可缺少的措施。



南京钟山南刘宋北郊坛建筑遗存


在公元五世纪的三十及四十年代,宋文帝开始了对建康的大规模营造。建康城的营造是两面的,一方面是用真实砖石搭建帝国都城,另一方面是用诗赋和文字创造人文胜景。物质与文本的建康城,是宋文帝心中建康城的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重要。公元446年,建康城的景阳楼建成,宋文帝为此专做《登景阳楼》一诗。与此诗同时流传的,还有颜延之与文帝之弟刘义恭登景阳楼所作,其中刘义恭之作与文帝诗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此三首诗创作于同一时间、同一场合,但刘义恭的诗显然是为伴随皇帝而做的应制诗。田晓菲老师认为,这或是皇帝与亲王、从臣在社交场合共同进行诗歌创作最早传世的文本。文帝《登景阳楼》一诗,将建康胜景尽收眼底,从近在眼前的细节延伸到广阔无垠的远方,在观望和知识中体现权利的运作。


检视宋文帝将建康从行政中心建设为伟大帝都的过程,有一个关键人物无法忽略,他就是刘宋时代的著名作家颜延之。公元449年,颜延之陪伴宋文帝前往京口,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一诗。京口不仅是军事要冲,更是刘宋皇帝的故乡。宋文帝曾两次亲临京口,足见京口在其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蒜山是京口的一座平顶小丘,上面野蒜丛生,因而得名。颜延之此作,格局宏大,气势磅礴。在颜延之笔下,本来并不高峻的蒜山变得巍峨壮阔、气象万千,把我们带到一个表现王权与帝国的高峰。


蒜山(今江苏镇江市西九里)


齐高帝、齐武帝在位期间,从建康城墙的修筑,直到各种宫苑(比如青溪宫、新林苑)的相继营建,迎来了建康营造的第二个关键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派将作大匠蒋少游出使南朝,正是为了学习建康皇宫的设计。与此同时,文字的营造也在下一代诗人中延续。深受颜延之影响的宫廷诗人沈约,在公元五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之交写成《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组诗。此诗以建康钟山为主题,篇幅虽小,但气势宏大。由此可见,建康不再是流亡政府苟且栖居之地,而是逐渐建立起了独特的帝都身份。


与此同时,南朝著名的诗人谢朓写下了名作《入朝曲》,这是诗人奉随王萧子隆之命写下的十首《鼓吹曲》其中之一。《鼓吹曲》是在仪仗队在马上演奏的军乐曲目,是诸王和有功勋的贵臣才能享受的殊荣。《入朝曲》描述的是想象之中皇子和随员从藩镇入京朝觐的直线性行进,以王子从远处看到首都的建筑开始,沿着两边夹着御沟的笔直的驰道一直前行,直到最后进入皇宫。此诗的第一联,“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简洁地点明了建康城在这个时代的新意义。“佳丽地”、“帝王州”是用曹植《赠丁仪王粲诗》之典。然而,在曹植诗中,“佳丽”与“帝王居”都是描述长安的,而谢眺先是用“佳丽”描绘整个江南,继而将视线聚焦,用“帝王州”的定位来点出建康作为帝国心脏和政治中心的身份。“佳丽地”与“帝王州”相对:“佳丽地”所说的是地理空间,而“帝王州”则说的政治疆域;“佳丽地”强调的是魅力,“帝王州”强调的是威权。作者特意选用了“金陵”这一古称,似乎在有意展示建康在一千余年前就被断为有“王气”的预言。至此,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营建,建康从流亡政府的行政总部创造成了一座帝都。


南朝都城建康图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三、被遗忘的“紫陌”


“建康”经过南朝君臣的营建,逐步走入了中国的“文化版图”,与此同时,一些地点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文化版图中消失。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田晓菲老师以“紫陌”为例,详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点从文化版图上逐渐消失的过程。


六世纪初,南朝萧梁王朝的著名宫廷诗人刘孝绰写下《春日从驾新亭应制诗》。诗中第二联为“纡馀出紫陌,迤逦度青楼”。其中,“青楼”指青漆粉刷的豪华楼房,曹植有“青楼临大路”的诗句,建康百姓也曾把齐武帝营造的外涂青漆的兴光楼称为青楼。但是,与之对仗的“紫陌”,词源却不甚清晰。《汉语大辞典》把“紫陌”解释为“京师郊野的道路”,并举王粲《羽猎赋》:“济漳浦而横阵,倚紫陌而并征”为例。王粲赋的很多现代注本也都依从这一解释。但是,这一解释并未能解决“紫陌”何以为“紫”的问题。如果继续考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诗赋,则会发现,自王粲以后,“紫陌”一词变得非常罕见,直至六世纪才集中出现在萧梁作家的笔下。从东汉末年到萧梁王朝,“紫陌”一词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邺城地区北朝墓群分布图

上有紫陌河

沈丽华:《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布局研究》,《考古》,2016年第3期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美文书写转移至不同种类的文献资料,就可以发现,这个词汇其实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频繁出现在国史中,但并非指京郊的道路,而是指邺城西北五里一条名为“紫陌”的河。据《邺中记》记载,后赵统治者石虎在邺城紫陌河上建造浮桥,号紫陌桥,并在邻近建造了一座紫陌宫。结合《北齐书》征引的诸多文献和东魏、北齐出土的墓志资料可知,直至六世纪末,“紫陌”一直被作为地名使用。从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刘孝绰是王粲后第一位将“紫陌”用于诗赋文本的。萧梁诸王步其后尘,紫陌从此进入了文学的视域,在美文书写中广泛应用。南朝作家在使用“紫陌”时,会摘取其中“紫”的意涵来创造巧妙的对仗,比如“紫陌”与“白沟”或者“紫陌”与“黄山”等等。不过,他们显然深知“紫陌”本为河流之名。然而,北周灭北齐之后,北周权臣杨坚下令焚毁邺城,邺城化为废墟,当地地名亦逐渐为人淡忘,在唐诗与后代的文学作品中,紫陌只是从南朝文学作品里继承下来的文本典故,如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化用了南朝末代诗人江总的诗“轰轰紫陌上,蔼蔼红尘飞”。“紫陌”失去了它的地理意义,成为一个纯文本的词汇。而对后世人来说,紫陌也就从一条河流、一座桥梁、一座宫殿,变成了一条语焉不详的“郊野道路”。


南朝•贵族女子出行图画像砖

南京市雨花台区华为工地南朝砖室墓出土

藏于六朝博物馆


紫陌的故事是建康的反面: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如果没有文本的建造,会逐渐被遗忘,尤其当城市被毁灭之后,遗迹也渐渐消失了。而另外的地景却常因文本而不断地得到重建。回顾庾信的绝句,短短二十个字,概括了建康三百年的历史:从东晋移民刚刚来到建康时对“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的流亡之地,变成了衡量中原名城的坐标。公元589年,隋文帝在征服江南之后,也曾下令毁灭建康所有的宫殿,把城市变成废墟。有很长一段时间,江南默然无闻,但是,南朝的诗歌在唐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建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命运也就完全不同了。



评议环节


线上会议现场


在评议环节中,程章灿老师首先总结了讲座的主要观点:建康之所以是建康,不仅因为它巍峨的宫殿,严整的城墙,更因为描绘它的大量诗词文赋。营造“建康”,不仅是物质上的营造,更是精神与文化上的营造。这种“营造”也是有“法式”的,从“营造”建康拓展开来,我们还可以沿着田晓菲老师的思路,去追寻长安、苏州、杭州、北京等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营造过程。接着,程老师指出,建康的营造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参与了这一“营造”的过程。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孙吴政权的创建者吴郡孙氏家族以及吴姓士族;第二类是东晋早期,从北方迁移过来的门阀贵族,比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第三类则是东晋和刘宋时期晚来的侨姓贵族;第四类则为北来的道人;第五类是南朝的帝王。不同身份的人在营造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除此之外,研究建康的营造,不仅要关注诗歌、词赋和史书,同时也应关注石刻和碑铭。比如《昭明文选》就录有南朝文学家陆倕的《石阙铭》一文,南朝文学家江总撰写的《栖霞寺碑》,还有唐高宗撰文的《明征君碑》等。这些都是考察“营造”文本上的“建康”时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随后,陈引驰老师进行评议。陈老师结合讲座内容,分享了他的三点感想。首先,建康是一个多重文化的组合体。它在文学中得以表现,在历史中得以记述,在记忆中得以留存。有关建康的文本构建,让建康的多重文化意义得以保留,并一直延续到唐人的记忆之中。在文学这里,建康也是多面的,不同文体对建康的描绘也各有侧重。而记忆之中的建康,则高度依赖个人的知识体系和情感经验,有着主观化的色彩。文学、历史与记忆,这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作为人文胜景的建康。其次,讲座强调了文本书写的文化功能,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很难区分。这些文本在营建文化上的建康的同时,也参与了政治上建康的营建——它们是文学史的组成的同时,也是政治仪式的组成部分。再次,如果仔细探究文本的生成,还可以将这些文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值得追问的是,营造文本上的建康,是诗人有意识的行为,还是在帝国认同趋动下的书写?


最后,主持人傅刚老师作了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转变:2000年以前主要是从内容、题裁、艺术特色的角度开展研究,2000年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加强了联系,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都有不少新面貌。田晓菲教授虽然出身于中国,但现在的研究,更多显现了海外学者的思路。她今天的报告,主要是通过文史互证,对诗歌所记录的六朝时期建康的营造,从文化史角度进行解读,颇具有启发性。田老师的精彩报告,为我们进行此类研究树立了典范——新理论、新方法,都要建立在扎实的文献梳理和仔细的材料研读的基础上,这对国内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示范。尔后,田晓菲老师对三位老师的评议作了简要的回应,并指出文学研究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梳理材料,吃透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