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华与世界”一直是文研院的核心学术旨趣。在近代人文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对文明源头的追溯以及传播与流变过程中的重构，促使中西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向不同族群的语言、文献、考古资料、神话、图像等社会生活的总体事实，加以重新解释和阐发。今年秋季学期，文研院推出“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旨在倡导带有比较视角和自觉意识的文明研究。系列讲座将邀请多学科的学者，探讨诸如文明的起源与演化、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文字的关系、文明的中心与边缘、物质/生态基础与宇宙观、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通与构造等议题。

2022年10月10日晚，“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6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主持。

主题讲座之前，沈睿文老师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简要介绍，一方面强调该工程的开展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突出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的考古学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随后，赵辉老师开启本次的主题讲座。他首先从“文明”的多重含义与文明研究相关的理论讲起。赵老师指出，“文明”一词具有多种释义，与历史学、考古学直接相关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泛指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各种成就之总和；二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简单的社会形态发展至国家形态，从此在国家的组织架构下展开历史进程。本次讲座论及的“文明”依循后者的释义，讨论人类早期原始社会发展到国家阶段的历史状况。国外关于阐释人类文明进化理论影响较大的有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对社会三阶段的划分，即从蒙昧社会到野蛮社会再到文明社会。恩格斯基本接受了摩尔根的观点，写下了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较为流行的是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观点，他们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概括为从游群到部落再至酋帮，最后进入国家阶段。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不同，导致其理论观点各有偏重。但总体来说，大多学者都采用进化论的线性思路来认识与划分人类的历史。在这种划分之下，国家的产生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阶段性时代的产物。当然，中国古代对“文明”也有其自身的理解，例如，《礼记·礼运》中就有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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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

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深入研究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制度、姻亲制度、氏族制度。著有《古代社会》一书。

由于西方学术界率先对古代文明的形成问题展开研究，致使中国史学界所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皆舶来自西方。比如谈到文明的标准，国内最熟悉的是恩格斯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即城市、文字和冶金术。他认为只有具备这三种要素，才能说明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的阶段。另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提出的十项文明标志。此外，关于文明产生的原因，西方学界更是存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诸如阶级斗争、战争、远程贸易和兴修水利等不同的阐释。

关于中国文明起始的传统观点是：国外学界大多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始于商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始于商代晚期）；根据历史文献，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商代之前有个夏代——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使得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早期文明不止于商。随着二里头考古资料不断丰富，西方学术界目前也在逐渐接受中国的学术观点。

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探究中国早期文明的源与流，国内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整体而言，这一课题的开展有如下重大意义：其一，有助于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寻求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展现中国学术界的责任，贡献中国的学术发现；其二，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厘清中国历史连绵发展之路，透视古今、中外之间的联系；其三，这一课题的开展，将对考古学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的深刻变化，促使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转型至古代社会的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已经呈现出基本清晰的轮廓，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三代不断积累的考古发现，都为后来古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及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发现，论证夏、商已经是成熟的文明形态，进而推断出在夏之前势必还有一个文明产生的阶段。与此同时，苏秉琦先生以红山文化的遗迹和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为依据，提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直接带动了中国考古学转向深层次的古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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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1910—1985）

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论文集》、《夏鼐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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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1909-1997）

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创者之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主要专著有《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洛阳中州路》、《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出后，一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从初始阶段的定性研究转向过程研究，而后者根据研究取向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一般进化论的和历史主义的研究。一般进化论的研究是指，将中国各地的状况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历史线性的分析；历史主义的研究则是指，将中国各地的文明看作各不同的个案，做分别的梳理，然后讨论各地之间的汇聚、融合，最后再凝聚或升华出整体上的“中国文明”。赵辉老师认为，虽然历史主义的研究见效慢且花费人力物力大，但这种应该是今后要坚持的学术方向。

另一方面，从2000年起，研究从主要是个人行为开始了团队合作的组织形式。作为其中最大的集体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李伯谦先生等人的倡导下得到中央的立项，并开展至今。当然，古代社会状况十分复杂，要想全面复原古代社会就需要多学科、多技术的融合和共力。所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中，不仅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广泛参与，还有自然科学研究学者的鼎力投入。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言，其研究地域包括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研究时段上溯至距今5800年前，重要田野考古工作约有50处重点遗址或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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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田野考古地点

接下来，赵辉老师着重介绍4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的主要发现和收获。首先是距今5800年前的人类社会。根据考古的发现，中国大地上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安土重迁，在适合农业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形成群落（或被称作聚落群）。以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为例，无论是从遗址中房子出土的器物和房子的设施，还是从墓葬死者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大小情况来看，都显示出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不得已的平等平均的生活状态。另外，当时的社会注重血缘纽带，社会的基层单位由血缘联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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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复原图

距今5800年是个历史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还是北方的旱作农业，此时都已形成体系，农业成为人们稳定的生计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稳定生产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化开始显现。一方面，在聚落的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墓地中既有普通人的墓葬，也有出土大量精美玉器的贵族墓葬。另一方面，在聚落群内部分化、竞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心聚落。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从整个遗址的图形来看，遗址内各区域之间的功能区域十分明显，诸如集中居住区、墓地、祭坛、水稻田等。中心聚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原来的自然群落内部出现了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内容，聚落群也逐渐被整合成一个整体，成为参与更广泛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古国。这可称作为古国时代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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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时间再推移至公元前3000至2300年。与此前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而且，社会整合从聚落群内部扩大到聚落群之间，部分区域率先出现了可称之为“国家”的政治组织。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一处叫作牛河梁的遗址群，在50多平方公里内，已发现的绝大多数遗址都是“坛、庙、冢”这类和宗教、丧葬相关的遗址，规模巨大的石砌祭坛的中心通常埋葬一座或者两座大墓，周围会有一些随葬的小墓。红山文化最精美的玉器也大多出土在这类墓葬之中。牛河梁俨然是红山文化的宗教和丧葬祭祀的圣地。由此推测，在红山文化中，聚落群之间的整合更多的是通过宗教、丧葬、祭祀的途径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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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

就目前考古提供的资料而言，代表古国时代早期最高成就的是分布在今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其中最大的遗址是位于杭州西面的良渚古城。城墙围绕内的古城面积有290万平方米，如果再算上外城的良渚遗址，面积可达800万平方米。

良渚古城的外围有一套高坝和低坝组成的一套水系，高坝的功能是拦截山洪，甚至可以阻挡百年一遇的山洪；低坝则主要发挥了管理水资源的功能，蓄水面积有8.5平方公里。这套水利系统不仅反映出良渚人对自然环境、水文等气象气候的了解与认识，而且也展现了当时良渚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再者，良渚的城墙、郭城、莫角山台基、水坝的建筑材料全系山区搬运而来，总土方量约1100万立方米，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110年建成。体量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的社会动员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可见当时的良渚社会必定存在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

与此前阶段相比，良渚社会的分化情况更加明显。在墓地墓葬方面，发掘出普通墓葬和贵族墓葬，而且还发现了专有的最高级贵族墓地。最大的贵族墓葬中，仅出土玉器就有770多件/组，另有出土漆器、丝绸、象牙等器物。另外，良渚文化还是一个手工业极度发达的社会。除有精美的玉器外，手艺精湛的陶器和漆器更是夺人眼目。总之，良渚社会分工之复杂给人的感觉是，整个社会像是一架非常精密的机器，不仅各系统之间的构造纷繁复杂，而且又能协同运转。在这套精密的社会分工系统背后，显然存在着一套相对应的政治管理系统，负责贵重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而且根据考古对良渚古城居民及粮食生产推测来看，良渚古城可能在当时直接控制了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可见其统治范围十分辽阔。

有趣的一点在于，良渚文化出土众多的玉器上，千篇一律地雕刻神人兽面纹，特别是那些功能不明、却明显与日常生活无关的玉器。良渚文化分布的偌大地区，但凡是玉器（尤其是玉琮），基本只刻画有神人兽面纹。可以推断良渚人当时存在高度统一的崇拜和信仰，带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良渚社会有着信奉一神教的信仰体系。

良渚古城内一些地点的发掘发现有大量的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物等等。也就是说，除了大小贵族这样一些社会中上层之外，良渚古城大量的居民是各种手工业生产者，涉及生产领域诸如制玉、编织、漆木器和石器的制作等。换言之，良渚古城是按照行业、社会分工集结而成的集体，而非依照血缘自然增殖的集体。

赵辉老师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作简要总结。赵老师指出，人类早期国家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城邦国家和地域国家（帝国）。就红山社会和良渚社会的情况看，史前中国社会复杂化、国家化的发展方向似乎是朝向“地域国家”。但在兼并、整合的具体原因、方式上，各区域社会不同，这进而导致了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良渚文化之后，即公元前2300年至1800年，这是古国时代的晚期，亦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五百年。这一时期，古代社会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新的生产力要素的传入：冶金技术得以进步，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不断丰富，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次是此起彼伏的文明进程和格局变化。早期率先发展起来的长江下游地区和辽西地区文化不约而同地走向衰落，而原来不温不火的地区（如中原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陕北石峁文化、龙山文化），此时竟得到了迅猛发展。最后是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古国时代晚期是早期的轮回，但不应忽视新的文明动力的加持，由此导致的社会文明化程度略高于前轮。此时的北方社会在总体上占据优势，其社会特点（如社会分层的金字塔结构、宗教气氛总体比较淡薄而世俗化色彩更浓等）将较多地作用于后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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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古城

总而言之，古国的产生代表着中国文明加速度发展的进程，也是史前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古国的产生基础是匀质的、以小型血缘集体为社会生产单位（村落）的农业社会，最有实力的血缘集体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原为自然属性的聚落群的领袖，并把浙中自然群落整合成了“古国”这种政体。根据中国的资料，当整合行为扩大至聚落群（古国）之间，社会便迈向或迈进了国家的门槛。史前中国农业社会规模庞大（280万平方公里），从古国向国家进而向王国演变的政治方向必然是家长式的集权政治或政体。由于具体原因、条件多种多样，各地古国的产生发展在时间维度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参差不齐，充斥了多元内容和一次次“政治试验”，导致使中国文明形成的总进程曲折复杂、波澜壮阔。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1800年开始出现了新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上，学界存在较大争议。赵老师支持将二里头文化认定为完整的夏代王朝的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非常高级的随葬品，其都城体系庞大复杂，大型宫殿依据中轴线布局。与良渚文化浓厚的宗教氛围不同，二里头文化的铜礼器用来表现的是社会等级，更具有世俗社会的特征。据研究表现，在二里头时期乃至之前的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充斥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多方文明或文化汇集的后果就是，中原产生了新气象。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也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传播。于是，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里，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二里头时期，中原的确成为了文化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由古国时代迈入了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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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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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赵辉老师随后谈及4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的几点主要认识。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于此基础上产生的是“原生文明”。第二，中华文明展现出“多元一体”格局和进程。广袤的地域和环境的多样性造就文化的多元、多源格局，东亚地区大的地理环境又导致内部文化“一体化”演变趋势，进而意味着各地文化背后的人类社会之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的多样性，以及“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第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中有关古国的描述相吻合，所以可以使用“古国时代”来指代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至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的这个时代。

基于中国历史资料的特点，赵辉老师总结了中华文明的四条标准。首先是农业和手工业、科学技术的相当发展，其次是出现了显著的阶级分化，再次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最后是战争、暴力等现象显示其存在的强制性权威——王权。这四条标准不含西方学术界非常强调的文字、冶金技术等文明界定标准，但也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文明特质的初步轮廓。中华文明是以小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不依赖生活必须物资的大规模贸易，这也导致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要从事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就需要适度规模的生产组织，于是中国的社会基层长期保留了血缘氏族、宗族结构——直至前不久，它还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与这种血缘宗族相适应的是，中国奉行宗法制，放大到国家治理上就是封建制和中央集权的政体。为了政体的顺畅运作，国家创建了一整套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即礼制）。这套礼制与宗法制、封建制互为表里。这样的政治体系，致使中国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宗教。可以说，强大的、世俗化的社会政治遏制了宗教的发展。中国早期文明的统辖范围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各区域文明之间不断发生碰撞、交织与融汇，产生了一种趋同化、向心效应的历史方向，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进而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套中国独特的“天下”观由此形成，即“中国”“华夏”与“四夷”“四方”之关系、外服制度等——这背后则是一套东方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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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老师主讲

赵老师最后总结道，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总进程乃至在整个“古国时代”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和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平心而论，现有的认识仍很粗疏，并且主要是描述性的成果，今后需要在中华文明各区域文化之间的比较、中外文明比较和中国文明形成的历史理论的提炼上做出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