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64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齐家——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和制度基础”。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第二场。

朱苏力老师首先从文明的定义讲起。何为文明？朱老师认为，文明是在特定地理区域（空间）内，因自然地理条件与居住群体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智力、体力等因素耦合而发生的，长期或曾长期延续的，得以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生存系统。在这里，文明并非一个高大上的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意味道德意义上“最好”。因地理环境、生活人群都嵌入在特定时空之中，文明是很难移植的，只有在某些条件相似的地方才能发生。例如，中国的农耕文明，大致是从中原地带逐渐移植到南方各地，并结合山地、水网等自然环境不断衍生。同时，文明也会有突变，有下意识的“用进废退”式的自我调整，甚至是重大调整。在此意义上，朱老师展开对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讨论。

朱苏力老师认为，家是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人们通常认为，“家”是人类自然而然的产物，其实并非如此。朱老师认为，中国“家”制度的发生与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同的。例如，中国的“家”不能等同于西方语境中的family。在西方，family实际是“户”的概念，理论上指一对夫妻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形成所谓的“五口之家”。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户”并非如此，存在着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孩子，或是同性组成家庭的情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家”在血缘意义上是指家族，在地理意义上则是指村庄。“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基础的制度，同时也是国家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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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程正揆《江山卧游图》局部

随后，朱苏力老师对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分析。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人群高度密集的、精耕细作的，其主要作物有粟、黍、谷、小麦、大麦、水稻、豆子、麻等，这些作物最重要的特点是可以储存，以抵御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灾荒。相比而言，薯类植物所广泛分布的南美与非洲等地，其文明可以称为一种采摘文明。其实，中国最早的农业也始于采摘，但随着种植业的发展，渔猎采集的比重开始下降。同时，家畜养殖业趋于与精细作业的农业相配合，许多可能占用耕地的动物被逐渐淘汰，农业收获后的植物茎秆则用于饲养牲畜。最终，形成了种植农业为中心，其他副业服务种植农业的格局。与此同时，在东亚形成的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可以视为某种长期形成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产业分工。

我国的农耕方式推动了村落的形成，塑造了人们的居住方式和家庭结构。在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垄作利于土地的休耕，行播节约了种子，加之粪肥的使用，使我国的粮食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了1:12。与之相比，欧洲的农业生产长期通过撒播，农具也比较差，其播种量/收获量之比到公元10世纪才提高到1:4。因此，在中国黄淮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现了居住非常紧密的村落，人口高度聚集，其规模明显大于欧美。这些村落的规模大约在40户左右，村与村之间需要拉开足够的距离，让村落中的每个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一方面，村落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村民与耕地距离太远，村民间也不能相互认识。另一方面，村落对于人们亦不可或缺，人们需要互相帮助，除了修路修桥、抗旱抗涝或抗击土匪、村落纠纷这类集体行动外，婚丧嫁娶、盖房子这类事情也需要乡亲邻里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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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查士标《桃园图》局部

在此意义上，传统中国的“家”，实际上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需要有一套制度从内部约束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家”并不是一个道德化的概念。恰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近代的曾国藩，都把“齐家”看作是生活最基本的事，是从血缘群体中自发产生的。

基于此，朱苏力老师提出，在村落中有三种关系最为重要。简单概括之：第一种为父子关系，是多辈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兄弟关系，是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姐妹关系等；第三种是男女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似乎母亲、女儿的角色不在其中，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用“具象”代替“抽象”的归纳方式——因为任何“抽象”的归纳都难以涵盖每种关系中众多复杂的因素，如父子关系就包括了血缘关系、养育关系、教育关系等诸多层面，并不能简单抽象为某种层级领导关系。

所谓“齐家”，即致力于规范调整农耕家庭和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这三个典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前两种关系——垂直系统的父子关系与横向系统的兄弟关系，把村庄组织了起来，规定了每个人在村落中的位置。而村庄的延续、村落组织结构的保持，则需要依靠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是村庄中最具创造性、再生性的关系，是难以用具体话语进行规定的，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凡是具有创造性的关系，都是具有破坏性的，是对现有关系的打破。同时，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的维持多依赖血缘关系，男女关系则不然，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会导致后代在智力和体能上的衰退，非血缘关系使男女之间更具有吸引力，从而利于形成更大的血缘群体。如果这三种关系能够处理好，家庭（亦即地缘意义上的村落），就可以安宁。因此，这三个关系是“齐家”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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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明正统经厂本）关于“齐家”的条目

接下来，朱苏力老师分别对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展开具体分析。特别地，朱老师指出，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恭弟悌”“男女有别”，皆非能自发地产生。正因为此，儒家相应地提出这三种规范，并将其神圣化为某种天然的东西。

首先是父子关系，儒家提出“父慈子孝”作为最核心的制度原则。在朱苏力老师看来，儒家之所以强调“父慈子孝”，因为这其实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从生物学上来看，相比母亲，父亲是不大关心儿子的，因为男性有更多繁衍后代的生物资源。因而，“父慈”的意义在于，鼓励男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生活资料，同时，要求父亲通过教育，向后代更有效传递生活经验和生产技能。并且，“父慈”在客观上分担了母亲抚育后代的责任，改善了女性的生活状态。

儒家鼓励“子孝”的原因同样在于，孝顺亦非子女的天性。在传统社会生活资料较为紧缺的条件下，子女往往更关心自己繁衍后代，而非孝顺父母。但子女仅仅关心后代而不养老，一旦父亲看到并理解了这种前景，会导致父亲更加不“慈”，并进一步增加了母亲的负担。因此，“子孝”是传统农耕社会对儿子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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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叶芳林 《九日行庵文燕图》

进一步来说，“父慈子孝”可以看作是一种双向的合同关系，父亲先期履行，儿子后期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履行“子孝”的义务，就会令先期履行的父亲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却无法获得救济。因此，在历史上，“不孝”属于十恶重罪之一，是国家进行加重惩罚的对象。与此同时，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其实也隐藏在“父慈子孝”的论述背后。因为一般而言，母亲比父亲更关心后代，“子孝”的对象也不仅是父亲，而是对“父母”双亲；女儿则会在十多岁外嫁出去，需要承担赡养丈夫父母的义务。

其次是兄弟关系，儒家强调“兄恭弟悌”“长幼有序”。与我们一般所认识到的不同，其实在同辈之间很容易产生竞争关系，适当的竞争对群体的发展有利，但过分的竞争会对群体产生严重的危害。那么，如何保持群体内的适度竞争？朱苏力老师强调，兄弟关系中真正重要的是“长幼有序”，即按同辈男性的年龄序列来确定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位置，承担相应的责任，享有相应的权益。这源自于农村生活不可能形成平均分配，因教育资源、婚姻机会等，是不能分配的。也需要看到，“长幼有序”不仅涉及权利，也涉及义务，如在父亲早早去世的情况下，“长兄如父”，哥哥需要承担抚养弟、妹的责任而不得抱怨，因此这种规范具有很强的行动性。

最后是男女关系，在村落中，这是最复杂的关系。这里的男女关系不只是夫妻关系，因为固然所有夫妻关系都源自男女，但男女关系却远不止夫妻，还有许多不是夫妻关系的男女关系，如恋人、婚外情、远房表兄妹关系等等。对此，儒家强调的是“男女有别”，其实践重点是防范男女间的乱伦风险。这里的乱伦，可大致分为两类：前者是生物性乱伦，即血缘上近亲男女间的性爱，这可能生育出不健康的后代，相应的规范是“同姓不婚”；后者是社会政治组织层面的“乱伦”，即社会出于秩序考量不允许的性爱，相应的规范是“授受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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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对于“同姓不婚”，在中国传统农耕村落的聚居生活中，很早就出现了姓氏制度来“别婚姻”，这进一步促成了外婚制，即要求农耕村落所有成员都一律同较远的村落成员成婚。外婚制有若干优点：一是防止了男女间的乱伦风险；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两个村落的联系，创造了更大的群体，“和两姓之好”；三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某些家庭内财产分配和继承的纷争，比如外嫁的女儿都只可分“财”而不可分“产”。值得注意的是，外婚制下的从夫居制，其实对于女性有着较大不利，女性需要孤身一人进入陌生村庄，要适应陌生村庄的一切，女性为此支付了更多代价。但就稳定农耕时代人们必需的村落社区制度而言，从夫居制确实比从妻居制、走婚制等婚姻制度，对整个群体都有更大制度收益。此外，朱苏力老师还专门讨论了“入赘”现象。当家庭没有儿子时，为了养老，允许女儿招女婿上门。入赘后，生育的后代会随母亲姓，不随父姓，这利于保持单姓村落既有组织架构和秩序。

对于“授受不亲”，其实亦非人的天性。就人类的生物倾向而言，是容易对异姓产生感情的，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来进行约束。在传统农耕村落中，外婚制从夫居，年轻女性进入一个陌生村落，并在此生活一辈子，她们很可能自然地受到村落中某些男子魅力的吸引。在西方，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道德伦理或品格问题，但在农耕社会中会引发全体性的社会问题，把村落本来“井然有序”的格局打破。因此，儒家强调“授受不亲”等相应的禁忌来试图避免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村落或通过宣誓严惩等方式来进行预防，或潜在地鼓励违背禁忌者“私奔”来维护村落的原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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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老师在讲座现场

讲座的最后，朱苏力老师总结认为，“齐家”为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了一系列制度：第一，“齐家”确保了社会底层的和平安定，村落内的矛盾可以解决，家族内虽然有贫富差异，但还是会相互照顾。因而，“皇权不下乡”成为我国古代长期延续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父子关系延展为君臣关系/师生关系，兄弟关系转换为与朋友/同僚等同辈关系。进一步地，父子、兄弟关系制度成为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模型。第三，农村是国家赋税最的主要的来源，“齐家”保障了国家财政，进而支持了官僚制度、军队等国家机器的运转。由此，“家”为“国”奠定了基础。因此，“齐家”是农耕社会的基础制度，进而也是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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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老师、章永乐老师、赵晓力老师

（从右至左）

讲座结束后，章永乐老师在评议时指出，朱老师致力于阐发“齐家”的重要的文明意涵。在这里，“齐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修养词汇，而是一系列制度的组合。通过分析几组关系，朱老师实际上把这些关系背后的历代制度关联在了一起，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个非常鲜活的“齐家”的制度形象。比如讲座里提到的作为一种类似于制度实践的“私奔”，令人印象深刻。

赵晓力老师表示，传统意义上上，人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父子关系最为重要，男女关系因其“圣人难言”，相对不太受重视。讲座中最有启发的是，朱老师把三对关系中的前两对作为村落中的某种组织性的原则，把男女关系作为某种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的关系。接下来，赵老师对他所研究的苏南、浙北地区城郊村庄中的两头婚现象进行了介绍。他认为，两头婚并不违背朱老师所阐述的三种关系，是两个家庭协商的结果，遵循着抽象的宗法制原则，影响着财产的跨代传递，且更加重视“门当户对”的要求。

最后，与会学者与现场观众就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家庭关系、“齐家”在当代语境下的学术延展性、俄狄浦斯王故事的解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