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1日晚，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应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作了关于汤若望将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翻译为《坤舆格致》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黄燎宇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担任评议人，来自德国驻华使馆、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外众多学者嘉宾们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邓小南院长首先对傅汉思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德国驻华使馆科技处处长柯玉莲博士（Julia Kundermann）向文研院表达了德国政府加强与中国的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的愿望。在黄燎宇教授介绍了汤若望的生平并表达了对这位17世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的感佩之情后，傅汉思教授开始了他的报告。

傅汉思首先简要介绍了他于2015年起开始主持的研究项目“翻译会通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至晚明中国：从《坤舆格致》和《泰西水法》看东西方发展大分流”。项目集结了众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共同对《坤舆格致》、《泰西水法》、《泰西人身说概》、《空际格致》、《西法神机》、《测量法义》等多部西学翻译著作进行研究。此次报告的主题即这一研究项目中的第一部分：汤若望将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译为《坤舆格致》。阿格里科拉（1494-1555）是来自开姆尼茨（Chemnitz）的医生，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巨匠之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除政治以外特别是对教育学、医学、计量学、哲学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但又不囿于此。他被誉为采矿、地质和矿物学三个新兴学科之父。这位全才学者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就是《矿冶全书》——当时第一部真正系统介绍欧洲中部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专著。该书以拉丁文写成，后被译为多种语言，二百多年之后仍为人称道。此书造成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于书中的大量精美插图，涵盖了各种矿产资源的种类和形态、勘探、矿井和矿洞构造、采矿、井下测量技术、通风、排水、照明、选矿、矿物测定、熔化和冶炼，乃至矿场的法律问题及矿业管理问题等方方面面。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由时任光禄寺卿、主持历局的李天经（1579-1659）倡议、德国科隆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l，1592-1666）以及光禄寺录事、历局见习官杨之华和黄宏宪共同完成，但从此销声匿迹，被学界认为已在明清之际的兵火中散佚。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傅汉思教授

傅汉思教授对《矿冶全书》译为《坤舆格致》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与著名的中国技术史专家潘吉星教授一起，在《东方经济史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上发表文章，详细考察《矿冶全书》在中国的流传和翻译为《坤舆格致》的情况。此后，他从未停止对这一译本的寻找。2015年4月，江苏凤凰出版社的编辑韩凤冉先生发表《南图藏汤若望〈坤舆格致〉发现记》一文，宣布该书重现于世。惊喜之下，傅汉思教授立即组织了研究组，开展了对这一抄本的研究。同时，研究组也查阅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汤若望曾经使用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原本。傅汉思教授介绍了南图藏抄本和国图藏西文原本的形态、批注、钤印、篇目、内容等等，由此分析了抄本完成的时代、翻译的过程以及流传、收藏和阅读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汤若望所译《坤舆格致》不仅仅是依据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而是参用了其他书籍，例如比林古乔（Vannoccio Biringuccio, 1480-1539?）1540年出版的《火法技艺》(De la pirotechnia)。

傅汉思教授介绍道，他的研究项目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按照严格的语言学原则和标准，结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将《坤舆格致》完整地译为英文和德文。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考察《矿冶全书》的哪些内容被选择译为中文，哪些内容被改动，为什么被改动，如何被改动；哪些部分被完全忽略；哪些插图被选留；以及与耶稣会士翻译、改写的其他书籍相比，有何异同。他将着重分析耶稣会士译者的初衷和意图，中国读者的看法和理解。在研究方法上，他将利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果，如全球化进程早期耶稣会士与西学东传的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阐释阿格里科拉《矿冶全书》的翻译与会通，力求探明《矿冶全书》传入中国和译为中文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另外，傅汉思教授将着重讨论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中的论点，指出《坤舆格致》的探讨与中西方矿业历史的比较研究为讨论东西方“大分流”的发展的问题提供重要的案例。

傅汉思教授同时指出，他的理论框架参考了社会学家Jóhann Páll Árnason（1940-）在Civilizations in Dispute: Historical Questions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争论中的文明：历史问题和理论传统》）一书中“构造世界的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理论。Árnason指出了三种构造世界的方式，即财富（wealth）、权力（power）和意义（meaning）。傅汉思认为应该补充第四种方式，即知识（knowledge），包括有用且可靠的知识（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和科学。他接着借用经济历史学家Joel Mokyr在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一书中对“知识”的分类，即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规定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ge）, 以当作对《矿冶全书》与《坤舆格致》的合适的分析工具。除此以外，他还提到了Karel Davids在比较中西方河流治理和知识演变的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转变”（theoretical turn）的观点。他强调了这些理论与观念都为进行中西方矿业历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将解答在中国的矿冶业上也发生了认知和理论上的转变这一问题。

中国科技大学石云里教授

在主讲结束后，中国科技大学石云里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评议。石教授首先介绍自己专攻天文史，而《坤舆格致》译者汤若望的主要工作是天文历算，在一点上，他和傅汉思教授的研究兴趣不是“分流”而恰恰是“合流”；而数十年前，潘吉星教授对《坤舆格致》的研究，也受到了天文学家、石云里教授的博士导师薄树人教授的帮助。这些“合流”正凸显了《坤舆格致》的重要性。石云里教授从明朝末年天文历法研究的背景，阐述了当时耶稣会士如何作为唯一合适的人选，承担了翻译《矿冶全书》的工作，并以此稳固传教士在朝中的地位和达到传教的目的。而就在东西方世界产生大分流之前，中国和西方对有用的知识有着共同的兴趣：阿格里科拉正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例证之一，而在明代的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的出现也证明了这种趋势。利玛窦首先意识到了这种知识“汇聚”的趋势，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向皇帝建议，主张以数学为基础，然后应用到关系日用民生的各种技术上去，表现为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所列的“度数旁通十事”。这“十事”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徐光启去世后，李天经接任主持历局的工作。《坤舆格致》的翻译即是在李天经对徐光启的思想和工作的继承下完成的，被李天经视为历局的份内工作之一。傅汉思教授的研究将展示给我们，为什么这样一种对有用知识的共同兴趣或者说汇聚，最终带来了东西方发展的分流，他的研究材料和理论框架均值得充分地肯定。之后的问答评论环节，北大历史系朱孝远教授评论道，汤若望对有用的知识的利用经过了学习、比较、改造和行动四个阶段，值得学习，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值得借鉴。最后，傅汉思教授总结道，他认为中国的矿冶史应该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中国矿业知识和历史的研究被严重低估，而中西方的比较研究更加具有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