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成功举行。美国凡赛大学中日文系与亚洲研究终身教授，中日文系主任刘皓明教授以“围绕着allegoria的中西诗论之争”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在讲座的开始，刘皓明教授指出，allegoria是西方传统诗学和修辞学中的一个常见术语和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却比较复杂，在本次讲座中，他有意没有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这是因为这个术语在汉语的文学和修辞学研究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专一而又普遍接受的名称，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翻译方式和理解。

美国凡赛大学中日文系主任刘皓明教授

 首先，刘皓明教授从古罗马诗人贺拉修（Q.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的《赞歌集》（Carmina）中第一卷第十四首诗入手，指出这首在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诗歌的字面意思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它字面之外的内容。贺拉斯的作品古代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注释，一种是波皮里昂(Porphyrio)的注释，他根据的是距贺拉斯并不遥远的昆体良（Quintilianus）的说法，即这首诗中的浪涛是讲国家，港口是讲和平和巨头之间的同心协力。他列举了古希腊诗人Alkaios和Aechilochos的诗作，其中虽然写航海，实在以航海比治国和城邦状况，这个譬喻在古希腊的诗作之中多有佐证，甚至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也有涉及（Ship of State）。他还列举了惠特曼（Walt Whitman）怀念林肯的诗作《哦，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等美国诗歌以显示这一譬喻的延续性。在这个序列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个纯然来自西方的譬喻。

 再回到之前拉丁文中波皮里昂的阐释，allegoria是“用不同的词表达不同的义”，第一种类型是由一套连续比喻构成的，其后的例证就是前引贺拉斯的诗作。在谈及拉丁文之后，刘皓明教授展示了Liddell-Scott-Jones所编撰的希腊文字典中提到这一词汇的复刻页，即allegoria的原典。今天英文中还有agora，意思是公众召集起来开政治会议的场所。它本来是个名词，加上动词词尾，就代表在这种场合下讲话，再加上表示“别”的前缀，就构成了这个词。在这本字典中还可以看出这个词汇产生较晚，并且这本词典的例证中引用了许多西塞罗的原文。由此刘皓明教授指出，这个词汇是在希腊化时代产生的，但是被广泛使用却是在罗马时代。

 刘皓明教授提到了一种更加著名的文学形态，即基督教Allegorical文学。刘皓明教授举例说，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us）的著作中，他非常关心圣经字面意思和精神之间的区别。从中世纪开始、结束甚至到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文学手法几乎成为重要的表征。中世纪晚期，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一篇出现的三个动物：豹、狮和母狼正是这一手法的表现。

 进入浪漫派时期后，可以发现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对在诗中使用allegoria的摒弃。在和柯勒律治发表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之中，他们指出，拟人（Personifications）作为allegoria的一种，除非在极端情况下，使用这种手法都是非自然的。他们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些手法的。华兹华斯曾经强烈批评一个前辈诗人Thomas Grey，在他的代表作《逆境颂》（Ode to Adversity）中，拟人占据主要比例，此诗在当时被视作为程式。但是，在华兹华斯创作稳定期的《义务颂》（ode to duty，1805/1807）中，义务被大写，呈现出女神的形态。华兹华斯将这种行为自我阐释为“诗性辞藻”的运用，但或许这种写法正是来自于他曾经严厉批评的先锐。而这种写法事实上可以回溯到贺拉斯的身上，他的诗作中曾经赞颂过“机运女神”。

 随后，刘皓明教授援引了Karl Reinhardt，Wilamowitz，Jacob Grimm，Hermann Usener等学者的观点，论述了希腊人的信仰，人类品质能力投射到自然事物中的天然倾向，德意志神话学，语言和面孔，拟人倾向，具体神明的精灵化、地方化、家族化和谱系化等议题，并将其总结为形式冲破内容的尝试，即“被表现的意义和表现的工具之间的分裂”。

 在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之后，刘皓明教授进入了中西比较的环节。20年前，在西方学界中，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否有allegoria事实上是一个重要问题。Pauline Yu曾经指出，西方的metaphor和中国诗歌中的譬喻在本体上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的范畴中几乎不存在此世和彼世。在Andrew Plaks论《红楼梦》的书中，他指出在《红楼梦》中不管有多少暗示，但是依然无法对其作出隐喻式的阅读。而还有学者指出，allegoria是特殊的、局部的，专属于欧洲文学的模式。钱钟书《谈艺录》中也提到中国传统诗学之比兴与西方之“寓托”（allegoria）之间的区别。后来Haun Saussy对上述观点做出了解构式的批评和反驳。

 在此基础上，刘皓明教授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诗学是否可以进入allegoria的范畴之中。《离骚》中所有关于香草的描述都是譬喻，但是这些譬喻是否建立起如但丁《神曲》那样一对一的关系，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而在《少司命》中，许多意象都可以联系到生产过程之中，所以会有譬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Pauline Yu认为中国没有allegoria，而且没有超验层次的说法。另外，从精神资源而言，我们不仅存在本土的楚辞，还从外来的佛教中汲取资源。寒山诗中“如许多宝贝，海中乘坏舸”的乘舟意象，就是来自《大般涅槃经》。回到开头提到的贺拉斯海上之船的allegoria，寒山诗中的譬喻是实，所比喻的却是玄学和形而上的层次。allegoria不仅是西方传统诗学中的一个概念，更具有跨越中西诗歌传统的理论意义。

 在讲座最后，刘皓明教授总结道：当我们再次阅读《楚辞》这样的作品时，总会发现词汇非常光耀夺目，这些精彩之点并不仅仅在于文字的层面，还在于那些超验的被精神化的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