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5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以“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皇权——在应对危机中发展行政权力”为主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教授（Hoyt Cleveland Tillman）作主题报告；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阎步克教授参与讨论。
田浩教授首先为大家阐释了他报告的 “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皇权——在应对危机中发展行政权力”这一主题的由来。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的恐怖袭击给了田浩教授一个灵感，从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继而，田浩教授重新调整中国通史的课程内容，从“应对危机”这一新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今天报告的主题也是由此而来，田浩教授直言，这一思考对于中国人或许不太合适，但回顾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常出现危机，解决危机的方式往往以增强皇帝的行政力量为主，这与今天的主题很是契合。
接着，田浩教授提出单一行政权的增强会侵害公民隐私权与自由权的忧虑。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在一天之内，或者说仅仅85分钟之内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三千多人死亡，一万多人受伤，损失惨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危机。美国对这个事件的应对措施是立即给予总统小布什更多的权力，比如给予国土安全部的权力，以及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给总统的权力。这打破了美国一直标榜的自由传统——这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国人自诩的民权和自由权，在遭遇911这样的危机时，却不得不为权力开路。
田浩教授指出中国的集权传统是源于特殊的地理挑战——黄河的定期泛滥。早年魏特夫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给予统治者很大的权力，并使社会基本固化，很难突破。同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印度也由英国殖民者强行改变。魏特夫从地理环境入手，他认为正是由于黄河的危机，使中国官僚从很早开始便必须集中力量控制黄河，这逐渐演变为独裁传统，没有其他机构能制衡皇帝的权力。历史不是这么简单，魏特夫的观点稍显片面，但是黄河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黄仁宇教授也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央政府必须有充分的权力，才能有力地解决危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教授
接下来，田浩教授回顾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列举了许多“危机与集权”的例子。
首先， 田浩教授举到了商王的例子，他认为商代是中央集权式行政权力的起点。从甲骨文的裂纹中可以发现，商王把自己称作“余一人”，证明其无人与之比肩的地位。除了控制政治外，商王还控制文化，强调政教合一。后来，周朝取代商，周武王借用天命来实行集权。武王诡称上天给他一统天下的责任，因为他有道德，假如他像商王一样暴虐，上天便会将天命收走。从此便开启一个新的标准。
接着，田浩教授讲述了国内战争所带来的危机。以东周为例，虽然战国时期的战争数量不如春秋多，但由于铁质武器的发明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倍增，人员死伤惨重，异常残酷。对比美国的南北战争与东周内战，南北战争尚不到五年，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它使人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而东周内战超过五百年，它带给人深刻的历史记忆。
随后，田浩教授分析了外族侵略的威胁。以秦汉时期的匈奴为例，刘邦曾亲自领军作战，但屡屡战败，他便放弃战争，转以“和亲”的方式，送公主给匈奴。到了汉武帝时期，他痛恨匈奴的不断威胁，坚决和匈奴对抗。奈何匈奴实力强大，八次对战中有一次甚至损失兵力百分之七十，最终历经二百五十年，才彻底除去匈奴祸患。汉武帝由于恢复了秦朝时期对于盐铁酒的垄断，并通过董仲舒等人在思想层面上对皇帝地位的提高，为汉朝对抗匈奴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田浩教授将蒙古军队的入侵看作是永久性创伤式的危机。田浩教授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中反观行政制度对此等危机的解决方式。朱元璋认为蒙古人的入侵源于宋儒缺乏纪律与团结统一的精神，十分脆弱，无力抵御蒙古进攻。因而朱元璋不信任儒生和官员，他在位时着力根除腐败，整治法纪松弛。在四次大清洗中，从高官到家族首领，十万余人被杀害。朱元璋甚至废除宰相，将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明太祖独裁统治的出发点在于保护民众不受官员压榨，其对儒生的不信任导致明朝知识分子对于做官不抱希望，连科举考试都不愿参加。
最后，田浩教授做了几点提示。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危机往往比美国严重的多，通过增强行政权力来化解危机的力度和方式便更加复杂。其次，所谓的独裁统治是个别统治者的假设与决定，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危机时往往有不同的应对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观念对于集权制度的影响应该被重新考量。
在田浩教授的主题报告后，讲座进入了自由讨论环节。首先，邓小南教授赞扬了田浩教授“危机应对”的视角。今天的报告与田浩教授以往的报告不同，不单是从思想层面，更从政治、军事、自然等多种角度分析行政权力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应对办法，这是一个十分富有创见的角度。
接着，阎步克教授与田浩教授针对讲座内容进行讨论。他首先指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外部观察者的启示，更容易激发我们的思考。仅就思考角度而言，阎步克教授认为田浩教授的提问方式与叙事策略是典型的美国思维。911事件引发的对于单一行政权与公民权、自由权关系的讨论，是欧美政体遭遇的问题，而中国历史进程往往更为复杂。更进一步说，单一行政权与专制尽管息息相关，但二者并非同一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专制的形成与强化的分析中，以军事原因作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战争对于王权强化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曾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权趋于弱化，导致分裂和战争。而当战争发生之时，王权便随之强化，一次次积累达到顶峰。蒙古入侵后造成的集权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主奴思想，并非行政权力的应激反应。另外，文化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以法家、儒家的思想为代表。以上种种解释表明，不同的因素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专制，我们应将专制的发展与强化看作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讲座的最后，邓小南教授再次感谢两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