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15

2019年3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乔秀岩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评议。

乔秀岩教授

首先，陈苏镇教授对乔秀岩教授的学术背景与任职经历作简要介绍。讲座伊始，乔秀岩教授由他在青山学院向学生教授汉语的切身体验引入正题。他采用《乡土中国》作汉语教材，但该书现有的译本质量不甚理想，读者难以真正理解原意。他认为，学习汉语和日语的特殊困难源于语言自身的特性。如果只是套用西方语法学理论讲解汉语，先定词性、不顾语境，必使人愈加糊涂。对此，乔秀岩教授表示，在汉语和日语领域，“文法比语法更重要”，掌握“词语印象”和“预期”是理解文字内涵的前提。

乔秀岩教授由此开始对《乡土中国》及其作者费孝通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他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亦以套用西方理论为起点。针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早期以印象评论为主，如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史密斯以及林语堂等人的著述；而作为学术的“国民性”论不同于品评德行，且更倾向于社会学的命题。紧接着，乔秀岩教授梳理了国民性研究的民族学路径：由马林诺夫斯基等侧重于原始部族研究的人类学家开始，玛格丽特·米德的《枕戈待旦》、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别用相近的方法走近结构成熟的社会与文化，回应战时与战后重建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探究，这是一种学理上的超越和突破。

对于“怎样认识一个社会”的学术性问题，乔秀岩教授强调了塑造“理念型”和实践的重要性。近年来的社会研究常以统计为主要手段，但分析统计的客观研究只能揭示有限的现象，主观视角的理解依旧有其重要性与必然性。人类学的内在逻辑亦指出，研究的目标在于人们的“思考方式”而非“思想”，研究者应当跳出欧美概念与价值观的窠臼，进入社会内部、剖析其内在逻辑，以同情的心态理解其他文明的思考方式，而非简单地了解他们的思想。

鲁思·本尼迪克特与《菊与刀》第一版封面

乔秀岩教授又以《菊与刀》为例，具体分析了本尼迪克特所理解的日本国民性。他认为，该书揭示了理解日本人思想和行动内在逻辑的关键。日本的国民性一方面指向“各得其所”，即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另一方面强调“义理”，带有“不得不做”的被动性。据史实进行分析可知，前者体现于明治后以天皇为核心、战争时期以日本为首“大东亚”秩序的构建；后者则事关对“世间”评价的关注，希望获得周围的认可。

罪与耻是分析日本国民性时常用的一组词汇。但这不是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出的原创概念，而是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方式，强调了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乔秀岩教授对它们的定义进行了区分：“罪”偏向自律，指在内心树立道德标准，“耻”则偏向他律，其道德标准来源于周围社会。他同时揭示了耻文化的缺点在日本社会中的体现：人们缺少自律性，面对陌生环境寸步难行，对竞争存在恐惧。

乔秀岩教授提到，这样的精神结构也塑造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依靠“世间”的压力维持社会秩序。在日本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这意味着为保护家、公司等组织的声誉，人们乐意牺牲成员以划清界限。与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同，日本的“家格”不能移动，个人却可以移位。养子颇为常见，且享有和亲子一般的地位。其他社会组织中论资排辈的目的也在于保护“单一集团”的社会地位，由此削减竞争、强化秩序。

本尼迪克特虽未对中国进行研究，但她还是在《菊与刀》一书中就“耻文化”进行了中日比较。她认为，中国以“仁”为最高原则，对忠孝进行限制；日本的“仁”蜕变为黑道伦理的“仁义”，孝与忠畸形发展，无法受到限制。乔秀岩教授指出，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别处介绍到“义理”就是日本超越孝、忠的最高原则，而在此中日比较中却忽略了。“义理”并非一套客观标准，而是来自周围的压力。米德则认为，社会变化的速率决定了社会结构，并以此解释欧洲与美国社会在传统与创新等诸方面的不同。乔秀岩教授从对待患病婴儿的具体案例出发，借米德和费孝通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之间的差异。

回到对《乡土中国》的讨论时，乔秀岩教授提到，费孝通的研究特色也体现于其目标的明确性：作为知识分子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因此，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妨碍现代化的特点。但费孝通并未对乡土性进行贬损和否定，而是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成书出发点。尽管费孝通充分学习了西方的学术理论，但他将理论视作一种工具，没有对社会学和人类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此外，费孝通曾集中论述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差序格局指以自我中心，由近及远向外扩展、亲疏有别的关系网络，也是有关中国国民性的重要观点。费孝通援引《论语》中孔子的观点，在特定情境中具体讨论和解释“仁”。乔秀岩教授将这些概念与《菊与刀》进行对照，分析了“仁”和“义理”的区别：“仁”强调自己与别人之间一对一的关系，要求在差序格局的具体情境中，对每组交往关系进行逐一考量；“义理”则强调了自己与世间的关系。与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不同，《乡土中国》将西方的关系模式称作“团体格局”，先在的团体概念对团体边界、成员身份和关系进行了规定。

“差序格局指以自我中心，由近及远向外扩展、亲疏有别的关系网络。”

乔秀岩教授总结，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在综合多方信息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观认识，只能在实践中确定其有效性。他借用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成果，进一步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认识特点——东方人倾向于掌握整体情况，抓住具体事物的相对关系；西方人倾向于依靠概念认识个体。但西方的认识模式存在盲点：人们习惯使用概念认识世界，而感觉不到这种认识方式的特殊性，也因此存在极端化的可能性。利玛窦对中国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虽有着高度精致的文化，却没有“辩证法”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不会依靠概念进行推论，因此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乔秀岩教授指出，这一结论与利玛窦作为传教士的切身利益有关。此外，滋贺秀三也对欧洲法学和中华法系进行了对比，认为“差序格局的社会适合礼治，不适合法治”。

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国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具体人际关系，日本以家、公司、学校等单一社会的纵向关系为核心，西方的社会关系则是以概念为媒介的“团体格局”。乔秀岩教授指出，这些关系和概念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宗教生活中。而在从语境依赖性层面对欧美、中日进行分析比较时，乔秀岩教授同样强调，西方依靠概念思考，语法符号丰富，对语境的依赖性低；中日则以具体世界的整体认识为背景进行思考，语法符号较少，对语境有高度依赖。因此，汉语并未独立于语境，需联想具体事物才能理解，解读古籍的问题也多在于此。

“活跃于东汉时期的郑玄终生致力于经学研究，强调结合语境进行研究；清代学者王引之则以考据训诂为主，侧重于将词汇从文本中抽取出来进行归纳。” 图为清儒王引之。

最后，乔秀岩教授将话题引向经学史，指出其中存在语境依赖性不断降低的趋势，并对“去语境化”的现象展开分析。他随即对郑玄和王引之两位不同时期的经学大师进行对比。活跃于东汉时期的郑玄终生致力于经学研究，强调结合语境进行研究，认为读律当与读经相同，充分考虑不同语境，解决诸律条之间的矛盾。因此，其著作往往以“注”的形式完成。清代学者王引之则以考据训诂为主，侧重于将词汇从文本中抽取出来进行归纳。乔秀岩教授认为，语境依赖性高的文化和语言孕育了汉学，人若不重视语境甚至无法生活；单靠词义和语法也很难真正理解《乡土中国》。但这不意味着排除宋清汉学——研究者应当历史地看待学术演变，对不同时期的思考方法而非简单的“思想史”进行历史探讨。

接下来，吴飞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议。他延续对经学史的讨论，从文献点校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经学是语境化而非概念化的，相关文本工作也不能机械地按照语法进行，而应当顺着“文气”完成。对学术方式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人而言，郑玄治学的方式是很难理解的。随后，吴飞教授就中国经学呈现出的概念化、理论化趋势提出问题。对此，乔秀岩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历代学者兴趣方向与治学目的不同，社会对学术的要求不同，学术方法也因此相异。如宋人解经并非以研究经书为最终目标，而是抱持着治理国家的政治目的，便因此产生了理论化的需求。

乔秀岩教授还与在场听众进行交流。在回应中日两国不同的人际关系现象问题时，他指出“圈子”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与不同形态，并通过比较“义理”和“义务”的概念，再次说明了本尼迪克特相关解释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