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76期

2018年10月19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六期学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祭祀、礼教与地方社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志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宗昱教授、吴飞教授、程乐松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正式开始前，渠敬东教授首先对论坛主题和与会学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论坛的引言部分，张志刚教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祀；如何理解祭祀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民间信仰。张志刚教授援引梁启超晚年的论述，介绍了基于“崇德报功”思想进行祭祀的观点，并将其与西方的祭祀行为进行了明确区分：中国古代往往是出于感恩而把特定的人尊为神。他认为，梁启超的观点在今天依旧值得思考，“崇德报功”的观念仍在中国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而这种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是不同的。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书影

接下来，张志刚教授借助几组田野调研获得的成果，介绍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大致状况，说明了民间宗教的普遍性，并由此引出问题：学术研究应当走“上层路线”还是“基层路线”？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精英身上还是百姓身上？对此，张志刚教授表示，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情感和信仰问题。而在回应“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议题时，他肯定了这一过程的必要性，并表示研究者应当反省长期以来强烈排斥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和学术倾向。

张志刚教授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之所以长期陷入困境，其理论症结在于“民间信仰”的概念不清，不仅被排斥在体制性的宗教之外，还被附加了负面的因素。而从学术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他列举了把民间信仰看成“迷信”、将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这两种偏颇的价值趋势，认为应着眼于本质，对中国民间信仰做出正确的判断。此外，研究者应当回到田野考察中，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思的同时，明确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真实的宗教文化心态。最后，张志刚教授表达了回归“群众路线”，沿着新的学术思路探索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期望。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接下来，李天纲教授围绕中国地方社会的宗教生活展开讨论。他认为应当对宗教进行区分，对宗教的地方性进行深入探讨，并指出祭祀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李天纲教授随即介绍了儒教和佛教在地方祭祀活动中的形态。他对宋代以降三教合一的倾向进行了简要说明，指出乡镇一级庙宇呈现出的一致性，并由此引出“三教通体”的概念。李天纲教授认为，基层社会中的儒道佛三教共同建立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之上，其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形态有诸多共通之处。

韩愈《谏迎佛骨表》，

《韩文杜律》二卷，明郭正域辑评，

明正历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书影

随后，李天纲教授介绍了儒家士大夫对地方祭祀的态度。他提到，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坚持儒教本位思想，所著文章对佛道有不同程度的排斥；但儒教在地方祭祀活动中十分活跃，并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与中央祭祀相比，民间宗教自发的地方祭祀活动同样有着系统和组织，且呈现出与西方组织化宗教不同的“弱组织”状态，但这并未影响地方宗教的完整性。一方面，儒家对民间祭祀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民间自己组织起了信仰生活。李天纲教授认为，我们不能随意打压地方宗教，应该深刻理解信仰圈的历史延续与实际意义。

吴丽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吴丽娱研究员则首先对地方祭祀的主要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重点不在于礼教的“教化”，更偏向于“礼治”。历朝各代的祭祀都以经典为基础，包含着一种宗教性的崇拜；礼教在三代文化基础上延伸和变化，并加以儒家化，形成了规范的宗教。面对礼制和宗教的关系，她表示首先需要解决“儒教是否属于宗教”的问题。对此，吴丽娱研究员持怀疑态度。宗教具有排他性，儒学、儒礼则并未体现这种性质，且对佛道有一定包容性。另一方面，儒礼具有等级性，对神祇和祭祀者都有角色与职能的不同要求，并有公私、内外场合之分。吴丽娱研究员认为，我们不能将儒学、儒礼简单地等同于儒教。

武威汉简《仪礼》丧服章

而在论及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的关系问题时，吴丽娱研究员赞同二者相互吸收、相互依存的观点，并认为民间宗教某种程度上是官方祭祀形成的基础。地方祭祀在一些时期受中央认可、依赖官方支持，国家祭祀向儒家化发展时，中央也曾对民间祭祀进行清理或整肃，逐渐把祭祀系统整理起来。民间宗教信仰能否生存、能在多大范围内生存，和官方所给的生存空间有很大关系。

吴丽娱研究员还从宗教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困惑和看法。她再次强调了中国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与西方概念的巨大差别，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来源复杂，有地域、行业、家族等背景与时代的差异。动机亦有不同：或是为增强特定群体的认同感，或是为某种需求祈祷。其次，地方上一般群众的信仰无文字、无理论、无教义，符合对应的文化层面，且其组织更倾向于游离的活动团体，信仰本身不牢靠、不坚定。就定义而言，民间宗教独立于儒道之中，且称作“民间祭祀”更为客观准确。吴丽娱研究员进一步指出，民间祭祀神祇的宗教属性随地区变化，但中国古代没有多神和一神的概念差别，百姓祭祀时也没有明确的教派要求。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铭铭教授则在发言中肯定了西方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此类研究不能过度排西化，同时应该把重点集中到本土语义学的探讨上。接下来，王铭铭教授提及“神”的定义问题，并对“祭”和“礼”进行深入分析。他指出，祭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只是有的民族存在明确清晰的神的形象，有的民族借助巫师召唤或呈现神的不可见的力量。而中国农村的三教通体往往不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体现了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不宽容”的一面。

面对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王铭铭教授认为，国族社会成为统一的理想之后，地方社会的一些祭祀活动其实受到了排斥和打压，被简单地视作“封建迷信”或是一种浪费，并与理性对立起来。就社会学而言，违背社会学的活动都也会被视作是社会学的障碍，但这种态度和论断可能导致对文化的破坏。王铭铭教授表示，研究者应该进行更学术、更细致的研究，以回馈这个时代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

随后，到会学者就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先后分享了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王宗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宗昱教授同样关注了“为什么要祭祀死者”这一问题，并简要介绍儒道对死者的态度及其在葬俗中的体现，由此说明儒佛道对死亡的不同定位，分析祖先作为神与宗教意义上的神的区别。接下来，他集中回应了“儒家对民间宗教加以改造”的议题，以“血祀”为例，说明了地方信仰（特别是南方地区的信仰）是否接受儒家的祭祀方式，这种学习和接受又体现在了哪些地方。王宗昱教授认为，祭祀背后有着群体的差异，研究者还需要探索其中是否存在可以通约的要素。

吴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飞教授则认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他指出，比较体系化、组织化的宗教和信仰需要附着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系统，一些零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不能归为宗教。而就中国地方社会的情况而言，其中虽然有着繁复的祭祀体系，但没有与之伴生的处于世俗之外的价值体系。在这套祭祀体系之中，又存在着被官方排斥的“淫祀”，它们和官方祭祀实际有着共同的道理，只是未受到认可。讨论地方社会时，所涉及的内容更多和“民祀”相关。在礼教体系的问题上，吴飞教授指出，历史中存在大量溢出祭祀礼教体系的部分，而这种“溢出”来源于佛道教兴起、外来宗教进入中原体系后的一系列互动。

程乐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最后，程乐松教授表示，研究者存在的术语和方法论上的焦虑：已有研究中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传统的中国话语，这随即指向“避免非本土化”的理论期望。他认为，我们不太可能进行正本清源性的纯粹性术语的处理，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语义学的混杂。这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程乐松教授随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者是否需要如此在意术语语义上的本体性？他表示，研究者一贯性、清晰性的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生活中的杂糅或混乱变成一种清晰的书写，而这种书写往往被描述为理论性的建构。这要求研究者对此进行反思，尝试用多元的抒写传统去打破我们对于一元抒写传统的焦虑。

讨论结束后，渠敬东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总结，再次肯定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与广阔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