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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18】师说,我与宋史

发布时间:2017-01-06



2017年16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师说,我与宋史”在北大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老师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包弼德,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北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于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伊佩霞教授首先发言,回忆了自己学术兴趣在家族史视角引导下由魏晋隋唐史转向宋史的经历,并提到是宋代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吸引了自己。包弼德教授也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不是仅仅限于宋代,而是跨越815世纪“Middle Period”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他还提到自己对宋代的关注源于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特别是从唐宋变革这一基本性变迁把握中国历史的特征。包伟民教授坦言最初选择宋史是“被选择的过程”,自己曾在90年代后期想过转向江南地域研究,但考虑到近现代研究材料太多,不易理清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具有牵动性的材料,故而选择返回宋史研究领域。邓小南教授在回忆自己选择宋史过程的同时,强调宋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一些领域还不够成熟,使当代宋史研究具有较大“再认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宋史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程度、开掘程度远远不如先秦、魏晋、隋唐等朝代的学者,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随着近年来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宋史学者容易获得并使用更多材料,从而为学者利用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制定学习计划、从何处着手阅读宋代基本典籍成为了宋史研究生关心的问题。包弼德教授意识到东西方学者对于阅读原典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不是从《通鉴》《长编》《系年要录》一本本通读,而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何,再选择相应的基本典籍。在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那些在宋代当时就特别有影响力的说法,并仔细思考为何时人重视此种说法。在阅读当代学者著作时也应遵循类似思路。伊佩霞教授也提到,美国的宋史研究训练不要求研究生在展开工作前通读《长编》等基本典籍,同样建议研究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题目,在此前提下穷尽相关材料。她还认为研究生应打开阅读面,像宋代的笔记、《宋会要辑稿》、墓志铭、涉及诸多论题的《朱子语类》以及各类文集都应涉猎。

包伟民教授认为,老一辈学者要求研究生阅读《长编》《要录》以掌握两宋的基本史实是基于其自身的读书起点,不同年代学生在选择入门书方面应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建议从每一类宋代典籍中挑出卷帙不大的一种进行精读,以便建立对每类文献记载特点的印象。包教授也还认为《长编》《会要》对于年轻学生来说不是很好的入门台阶。因为编年体由片段的材料组成,缺乏故事性,史实生疏的学生不知碎片的材料应当放在哪里,不易建立一段历史的整体概念。包教授进一步对如何利用数据库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首先提出,关键词的选择对于检索结果影响很大,使用更恰当的关键词才能捕捉到更多的资料。其次,使用数据库检索是将一段文字从整个文本体系中抽出,学者需要通过之前的积累才能感觉到文本的背景。一些研究生论文中常常存在的“检索体”问题,就是数据库检索的副作用。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建立对各类文本特点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对每类文献进行精读,特别要将文本作为需要解构的对象,了解每类记载和书写的习惯,读出文字背后的信息。

邓小南教授认为,三位老师的发言表现了国内与海外两种训练背景的差异,任何一种培养方式都是特定环境下针对特定学生的训练,各位同学要根据自己所处环境做出不同安排。她认为阅读史料应区分精读与泛读。入门时大部头的史书应泛读,而如果专治思想史或社会史,则应结合选题精读某类书籍,例如《朱子语类》或《夷坚志》等等。这两种读书方式还对应着“从面到点”和“从点到面”两种研究方法。一般来说,从“面”上着眼找“点”会比较准确,不易偏移。而对于没有广泛接触宋代文献的学生来说,从“点”上开始或许比较容易,但应当注意到“点”是能扩张的点,是各种史料成组的点。只有将某条材料周边的各种材料组成材料组,笼罩在此点上,点的研究才能比较确切。总的来说,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入手,学生都应了解此种方法特有的好处和不足。

关于学生应该如何选择研究议题的问题,伊佩霞教授坦言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建议选题应注重比较的视角:既要注意朝代间的比较,也有中国与外国的比较。包弼德教授强调选题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并以理学发展的例子说明,很多题目和领域不一定是以朝代为发展段限。两位教授还同时建议研究生注重与学界研究“交锋”,慎选那些没有既有研究的题目。包伟民教授提出,博士生在选题时首先要了解题目的史学叙述和材料的体量,避免出现“推倒重来”。他还同意之前两位教授提出的慎选“全新”题目的建议,鼓励大家将旧题目做出新味道来。邓小南教授细致阐述了选题的“牵动性”问题。“牵动”是靠问题去刺激问题。看来是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跟上去思考。自己写文章时哪些地方存在空白,自己也应心中有数。她还建议硕士研究生应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题目,重点不宜放在“书写”等较虚的题目上,因为要判定什么东西是“书写”的结果,需要实在的积累与功力。邓教授最后强调:选题一方面要注意当前学术圈的兴趣,另一方面,如真正在某一方面做出实在的东西,也会具有切实的引领力量。

四位教授讨论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包弼德教授回顾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他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晚近西欧产生的学术思想,其思想假设恐怕是非历史的假设。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仍是充满争议的问题。伊佩霞教授提到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是自己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她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对史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包伟民教授认为史学者具备社会科学常识,特别是用到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时应了解概念的确切所指。对于二者的关系,包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是把社会解剖开来,往往仅能从本学科给定的视角回答问题。历史学研究考虑面向较全,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领域,需要借鉴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此外,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时段不同,应当常常将社会科学家对于当代的研究作为镜子照向历史,看看现在的问题是否早已存在于历史时期,而史学研究者却没有意识到。

邓小南教授回忆到19871988年在宾州大学参加郝若贝(Hartwell)读书会的情况,并认为郝若贝最令人受益的建议,就是重视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刺激。她尤其提醒在国内读博的同学,应意识到我国博士培养制度没有对涉猎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规定,故各位同学更要有意识地补充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

座谈结束之后,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展出了一批宋代书画复制品,并对本馆古籍文献服务进行了介绍。

(撰稿:胡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