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1日晚上，“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作引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李建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回顾】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央关于人口工作的口径变化。“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曾长期为中央文件的标准口径，然而，这一政策自2000年以后逐渐转变。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党中央国务院于2000年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不再沿用“稳定低生育水平”；2013年《中共中央深化改革若干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启动“全面二孩”调整，在实际上宣告了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的废止；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未再提及“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一曾经的标准口径。对此，郭志刚教授表示，中央人口工作口径发生变化是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已从人口控制转向应对人口老龄化。五中全会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说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过低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过快，需从长远战略解决人口发展均衡问题。
关于我国低生育率的成因，郭志刚教授认为，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具有直接影响。他在2000年做研究时发现，若按照独生子女政策的要求，“一孩家庭”最终将占到63.1%，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核算就是一对夫妇只生1.5个孩子。此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当前，城镇化导致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城市，育龄妇女多数已居住在城镇，同时，她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转变。流动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低于非流动妇女，且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晚婚、晚育、少育在城乡新一代中蔚然成风。
接着，郭志刚教授谈起人口统计的“怪圈”：当人口调查发现生育率低时往往归因于漏报，便想尽办法调高估计，进而继续大力严格控制，但结果却是下一次人口调查时低生育率现象仍然存在。在他看来，这是由于大家的惯性思维和政府主导总是将低生育率理解为计划生育的功劳，而完全忽视了人们主观的生育意愿变化。陷入这个怪圈会导致研究者忽略其他因素，误判生育率和未来人口趋势，甚至贻误决策。
从人口学角度来讲，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不受现有人口结构影响，不同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不同的发展前景。郭志刚教授向大家阐述和对比了2.1、1.8、1.5、1.0几个不同的总和生育率给中国未来的人口带来的变化。这几个数字分别对应人口不增不减、每117年人口减半、每54年人口减半、人口减半越快越好。选择过低的生育率可能会将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郭志刚老师非常拥护中央的深化改革，并认为人口领域的改革顺应了人口规律和民意。
郭志刚教授又通过人口金字塔图展现和说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比例变化情况：少儿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他按照实际人口做不同生育率的预测方案，而无论选择哪种方案，老龄化的高值都将出现在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在前期增速快但绝对水平不高，到2035年以后，其增速减缓但绝对水平很高——甚至达到30%以上。虽然高生育方案前期的抚养成本比较高，但在当前增加出生人数有利于缓解本世纪中叶的严重老龄化。推迟升高生育率并不能真正回避“两头沉”的问题，而只是推迟其到来。所以，郭志刚教授建议，需尽快调整出生率、带来更多劳动力，而推迟调整时间会使“两头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郭志刚教授认为，当前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生育率水平是1.8，但在做相关研究经时常看到特别低的调查结果。其实，出生率下降并不完全是因为计划生育。现在全面放开“二孩”只是补偿性的调整政策，也施有一个短期影响。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还存在，并未完全消失——“三孩”和“四孩”仍会受到罚款乃至重罚。他认为，如果很多人不想生二孩，那么有一些人生三孩和四孩没有问题。最后，郭老师对以上谈及的老龄化人口学成因做了简单的总结概括。他强调，老龄社会是全国面临的新常态，如何应对它则是举国上下面对的重大课题。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接下来，李建新教授借助不同种类的人口学图表，以超大时空观聚焦人口发展。李建新教授表示，二十世纪是人口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从数量上看，世界人口分成了二元格局：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口则保持平稳；从结构上看，老年人口在迅速增长，少年人口在迅速减少——其中，发展中国家多为人口迁出国，发达国家多为人口迁入国。
接着，李建新教授详细介绍了三次大规模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亦即传统说法上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死亡率在这一过程中是先导因素；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走向并未按照预期那样达到稳定状态，生育率下降到更低水平，人口开始萎缩并出现过度老龄化；而第三次人口转变与迁移因素有关，出现人口替代的现象。
具体谈及中国的人口历史变迁，李建新教授以总和生育率代替出生率、平均寿命代替死亡水平构建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图。我国的人口转变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然而，在当今，我国人口内部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状趋势：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年轻一代晚婚、不婚比例增多、婚姻稳定性变得更加脆弱……我们或许将面临一个人口结构完全失衡的局面。
人口结构失衡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还会威胁社会和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影响国力的走势。对照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历史和规律，可以说，我国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前期。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生育率将在今后主导人口变化。此外，第三次人口转变的端倪也已出现——当前二线城市争抢人才的现象就是一个证明。
放眼21世纪的大国竞争，李建新教授表示，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存在有人口革命的概念，即今天的世界版图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人口扩张的版图。作为竞争对手之一，印度GDP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我国。对此，李建新教授将两国背后的人口动态结构视作解释因素之一——人口结构失衡的变化不利于我国的复兴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以往观念总是将人口当作负担，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回人的价值上，做到还权于民、自主生育。国家政策的战略调整一定要遵循人口规律，这样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承载体。除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明发展、生态发展、政治发展，我们不能忽视人口发展的重要性。
冯文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
随后，冯文猛研究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2012年，政府在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生育政策三步走的建议，即第一步放开“二孩”、第二步全面放开、第三步鼓励生育。实际上，生育政策路径变化的背后体现了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近年来，老龄化热度不断攀升，无论研究界、政府还是企业界都在密切关注老龄化和整个社会变迁的潜在影响。
冯文猛研究员补充说明了我国老龄化的整体状况。去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4个亿，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超3亿，到2053年约达到5亿。整个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无法回避，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基数大。现在，我们正处于应对老龄化的窗口期。
关于养老服务和保障方面，冯文猛研究员表示，目前致力于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理论上讲，90%老人在家养老，6%-7%老人依托社区提供支持，3-4%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目前机构养老方式占比只有1-2%，养老院是老年人现在生活的最后一个依托。而居家养老离不开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当前，城市的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驿站组织有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相较之下，农村老人的生活略显传统、单调。
冯文猛研究员表示，老龄化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经济层面，劳动人口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在上升，相关生产方式和劳动技术需要变化，适老化的劳动条件会得到改观；同时，老龄产业于近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层面，家庭规模相对缩小，年轻一代供给降低，而这将给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带来挑战。医疗方面，中国已从传染病为主转变为慢性病为主——后者的主要群体是老年人。老龄化使得整个社会的慢性病个体在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将来的医疗服务模式需要改变，医疗体制应以现有的以大医院和治疗为核心调整为以预防和康复管理为核心。在比较我国近年政策和国际经验后，冯文猛研究员认为，我们在应对老龄化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构建为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要提供服务保障；第二个阶段需重新认识老年人的定义，努力将这一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开发并利用起来。
冯文猛研究员简单介绍了国内近年来为养老事业所做的诸多方面努力。第一，在经济方面推动养老金改革，初步建立起养老保障体系；但养老金标准仍有待提升，针对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在向全国统筹方向继续努力。第二，尝试进行老年照料护理的专业培训。第三，城市规划和适老化改造提上日程，同2012年相比，我国养老产业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未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第四，情感和社会融入也是未来讨论老年人群体的重要主题。第五，大多数老年人可基本自理，无法克服的问题主要在于医疗，而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助于实现医养结合，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结合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冯文猛研究员分享了几点自己的看法。日、韩两国的人口发展惯性教训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婚育观念和养老观念已经随着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转变，企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问题需要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国于今年年初公布的生育数据出现了出生数和出生率双降的现象，“二孩”的增加并没有抵过一孩比例的迅速下降效应；不可只着眼于生育率，还需兼顾开发老年资本和建设养老保障。其次，部分欧洲国家削减福利的现象警示着我们，设计养老金福利体制时必须考虑后续的可持续性。另外，英国于近期合并了医疗与养老照料这两个部门，或可为我国医养结合提供一种借鉴思路与范式。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教授阐述了自己关于老龄化形势的判断。他表示，我们在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2.4亿老年人本身，而是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2000-2020年属于“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状态；2020-2035年面临“慢备快老”的问题；2035-2050年则变为“富而过老”。我国的老龄化状况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可逆转；我国的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和城乡倒置的特殊情况，不可复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回到“老龄化与中国社会的未来”的主题，陆杰华教授认为，老龄化成为一个新形态，这就需要有新的国策去应对。我们面临着六大矛盾。其一是老龄化加速的新格局。虽然中央形成了基本理念，但还未在宏观视野上解决未来的问题。其二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养老机构和养老驿站纷纷落成，却缺乏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北京市的养老院基本建设在六环以外，而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在核心区；实际上，老年人需要在“床边、身边、周边”这种熟悉的环境下养老。其三是各个地区及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不是上海、北京等发达大城市，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城市地区。其四，人口抚养结构转型的善变与其代际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对此，陆杰华教授并不认为“二孩”能够真正改变我国的抚养比问题。其五，在老龄化进程中，家庭养老的责任与家庭功能逐渐弱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家庭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是因为政府在当前难以兜底；独居空巢和老年人被边缘化则是一系列延伸的问题。最后就是老年群体管理的现实需求与其社会治理模型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随着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我国或需成立老龄工作部，以使得老龄工作组织开展得更为有序。
陆杰华教授解释说，这二十年来，我们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未来十五年则是“慢备快老”的新时代，紧随其后还有“富而过老”的时代。谈及老龄化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应注意情感因素不能依靠智能解决。关于老龄事业的规划，陆杰华教授表示，我们既要有超前性和整体性视角，还要从被动性适应转变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并不是一件坏事，其背后意味着寿命延长和社会经济进步。我们要换一种思维看待老龄化问题，更多地关注地区和城乡的不平衡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处理好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并牢记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提问环节】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提问环节，郭志刚教授就生育激励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其在我国推行还有一段距离，目前，“三孩”属于超生范围。他还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需在理清人口数量和老龄化之间认清哪个是主要矛盾。当前，需尽快实现自主生育，要将生育权利还给老百姓。
冯文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
关于国家对养老的责任问题，冯文猛研究员表示，不能简单地划分养老的第一责任，而需分清定位人群。国家的主要负责是兜底那些无法自理、无人照料的老年群体；较健康的老年人养老，应更倾向于发挥家庭的作用。在他看来，当前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教育功能，因而通过照顾孙子获取养老权并不可行。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养孙防老可同时实现照顾小孩和调节老年人精神状态的双重作用。
关于农村未来和农村养老，冯文猛研究员表示，城镇化意味着在将来会有更多人从农村走向城镇，其中以青壮年为主。农村老龄化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且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也出现一些新现象，即部分老人出于照顾孙代的需要随子女定居城市。完全依靠机构养老无法解决农村老龄化加剧的问题，互助组织可能是农村老年群体内部实现互相支持的办法；对于政府来说，公共医疗护理机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提升农村养老金水平也有利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陆杰华教授则未能保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城镇化和迁移流动还在持续进行，虽然老年人可随子女落户，但医保和心理归属感仍得不到保障。未来，农村老年人的空巢化、独居、被边缘化等问题需要得到特殊关注。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建新教授在回答“用好老年人”的问题时谈到，现在提倡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都是乐观态度的产物。关于引进国外劳动力提问，郭志刚教授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潜在风险非常大。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真正需要的是引进高端人才。关于日企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护理人员培训主体这一现象，冯文猛研究员表示，日企向中国输出培训和中国的自主培训是并行存在的。相较而言，日本的培训体系更为完善，但有些内容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对于老年职工的退休是否会影响子代的生育意愿，郭志刚教授直言，任何一个政策都有两面性：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至于此举对年轻一代的生育率是否会产生影响缺乏真实依据。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最后，陆杰华教授做出总结。他认为，从微观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人是第一位的。因此，“存人”比存钱更重要。今天，我们关注老年人不仅是关注现代的老年人，也是关注当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辈变老的时候，社会该怎样去应对。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个伟人，但时间一定会成就一个老人。每个人都会老去，这个话题需要更多人思考，也需要国家、社会、个体拿出具体对策去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