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农村与农村中的危机

今天，“云端论坛”第九期的主题为“危机中的农村与农村中的危机”已在公众号推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熊春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狄金华出席本次论坛并参与讨论。

首先，吴重庆老师以“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为题展开报告。吴重庆老师将他在《孙村的路》中所记录的90年代孙村修路的历程与今年春节和疫情期间他所观察到的村庄修路的历程展开了对比。在90年代，农村的收费工作是通过层层包干的机制来推行。比如镇里下达指令，要求一个行政村今年必须完成多少万元的税费上缴，一个行政村之下又有很多自然村，行政村里又划设了不同片区，行政村对片区也进行包干，负责某片区的村干部如果完成不了包干任务，就需要自己出钱填补；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剩余则归其自己所有。而包片区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就必须依靠各个自然村的一些民间社会里比较有名望的人来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权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见，虽然国家力量、基层政权，在这一时期不断向自然村、向各个家庭扩张，但由于基层政权需要依赖民间权威，民间权威人士可以出于村庄自身的利益来主张公益事业，并要求基层给予配合支持。不同于以往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民间社会在层层渗透和压力之下依然保有其活力。

2000年费改税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的税费完全被削减。这看上去是对农民生计对乡村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的，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在此之前，因为征收税费和包干制，基层干部非常有动力去走基层、深入乡村。可是在税费都被取消之后，他们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再加上“零上访”的行政考核指标要求，乡村干部逐渐不敢、也不愿再深入基层去解决那些实际的、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以财富为唯一成功取向的标准之下，乡村社会的民间权威也逐渐缩减。基层干部下不去、乡村权威出不来，这就是中国农村后税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而二十年后，在2020的春节期间，由于疫情，所有的中青年人又全部聚集在了村中。疫情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刻，使作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乡村一度又呈现出了熟人社会的特点。在这期间，乡村的公益事业发展蓬勃。通过微信群募捐，完成了大量的公路、桥梁修筑工作。不同于以往，基层行政与民间权威在这场公益活动中是缺席的，而无中心、有场域的微信群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线上讨论、线下互动，推动了修路工作的进行。因此，吴重庆老师认为，这次疫情期间孙村所体现出的公益热情的爆发是危机中的一种生机，是乡村社会正在重新形成一种新的格局。虽然仍然存在着中青年与长辈之间因技术鸿沟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的客观问题，但更应该看到，中国的乡村社会依然是有韧性、有活力的。

鲁西奇老师以“危机中的身份与平等”为题展开报告。鲁西奇老师提出，身份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或群体、阶层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标识与状态，个体或群体在这种状态中的位置或被贴在某种标签，并非出于他或他们的意志（或意愿），他或他们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否弃这种位置，除非打破给予或确定其身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但是，身份体系并非全然不可变动，危机就提供了变动的机会：或强化身份体系，或迫使其做出调整，而具体到个体或某个群体、阶层，危机则给其身份的改变提供了某种契机。

鲁西奇老师首先探讨了汉景帝初年官府向郑里二十五户发放贷种、食的一则记录。根据《汉书》的记载，如果遭遇灾害，贫民没有粮种可供播种，官府会于春三月向贫民发放必须的粮种，和少量救济粮。这份文书显示，郑里的全部人户几乎都接受了赈济。而接受官府贷给的种食，则意味着受贷种人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要履行作为编户齐民的义务和责任，要缴纳的算赋钱（人头税）。鲁西奇老师的分析指出，春荒强化了郑里编户的身份秩序，户人们作为“齐民”，平等地接受了官府的赈济，而官府也平等地施予了这种赈济，并藉此强化了对全部编户齐民的控制。国家在履行职责，编户在使用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这些人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合法的身份。

鲁西奇老师又举一例：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时任凤阁舍人李峤曾上表说当时天下有很多的流亡人口，脱离了原来的户籍地，不在国家掌握的户口籍簿上，“堪为祸患”，而促使这些流浪者返回本乡的做法却都收效甚微。对此，李峤建议，应当就地安置，将他们的户籍落在现居地，“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鲁西奇老师指出，李峤的建议实际上泯灭了逃户与主户（土著户）的分别，也淡化了军府府兵户与普通编户之间的差别，对于逃户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就地安置，按居地编籍管理。他的建议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居地原则。

鲁西奇老师总结道，无论怎样性质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对于全部的个体和群体，都存在着威胁、危险和损害。危机不应当成为强化不平等的契机，也不应成为建基于身份差别之上的人群隔离的借口。危机应当成为争取并实现社会平等的机会，并应当在危机中努力打破诸种建基于身份制之上的、程度不同的、各种形式的人群或社会隔离。

随后，熊春文老师以“农户生计与乡村危机：疫情所见及其他”为题进行报告。熊春文老师首先回顾了费孝通先生对于“非典”的思考。在《“非典”的社会学反思》中，费先生非常明确地把“非典”的社会原因与都市化、全球化关联起来。都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和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使得疫情的影响瞬间放大。这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以及急剧爆发的态势，是由人类交往模式的变化造成的。设若人类处在一种知根知底、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当中，疫情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乡土社会是这种交往模式的原型。农业社会应对疫情相对于城市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广大的乡村腹地，有利于稀释人口，减少人与人接触的频率，天然地阻断病毒的传播；其次，乡村相对的自给自足（至少在粮食生产方面），隔离状态下可以不求于外，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助于防范心理恐慌，给疫情防控争取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天然社区，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可以在应对疫情阶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熊春文老师也指出，本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乡村的危机所在。在农户生计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在农户收入结构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农户生计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非农就业，二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的倾向愈加明显，农户生计在疫情影响下暴露出极强的脆弱性；在农业生产方面，疫情期间，各地粮食生产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以规模化养殖产业为代表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度市场化产业受创最为严重；从国家角度，涉及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户自身生计安全之间的平衡；从结构上说，大国小农和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则仍将长期持续。因此，熊春文老师提出要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不能以发展产业为名，轻易地破坏农户已有的生计体系，更不能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由，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小农户生计体系是在与自然长期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图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文化传统，其坚韧性、生态性、负责任性和相对自主性有助于形成守望相助的基层社区。这种坚韧与脆弱的并存是认识中国国情与乡村发展的一点前提。

狄金华老师以“海绵机制：危机中的乡村功能”为题进行报告。狄金华老师首先回顾了百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城以商业贸易为主，而乡以农业生产为主，商业作为农业的一种派生物，使得城与乡在经济的业态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这是一种同向位运行的状态。但晚清民国开始，城乡关系逐渐转为反向位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民国时期开启了追赶型现代化，以城市工业为主要特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需要从农村来获取。因此1930年代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恰恰是农村持续凋敝的十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加倍汲取。从1949年到1980年代，城与乡都以反向位的状态运行，但这30年之间，城乡的反向位运行是双向的，即一旦农业和农村面临困境，政府就会放松对于农村和农业的汲取；而一旦放松了对于农村和农业的汲取，就意味着城市工业的发展成本随之增加，城市工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冲击。到新世纪以来，这种城乡之间的反向位运行的状态才发生改变。

以此为背景，狄金华老师指出，乡村作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间的内部消解危机和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经济与乡村的社会生活具有某种反市场性的特征，它使得当城市社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开始增加的时候，乡村就具有了化解这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社会变革中，农村以及以家户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生产，都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危机化解机制，就像一块“海绵”。同时，狄金华老师也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乡村作为 “海绵”吸纳和消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有所削弱。这构成了在整体的结构背景之下去理解乡村位置的一个视角。

进入集体讨论环节，狄金华老师首先就危难时期国家与民众的伦理性纽带与所谓“多难兴邦”的说法向鲁西奇老师进行请教。鲁西奇老师认为，“多难兴邦”的说法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学术认证。在危难面前，民众强化了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和一致性，但由此是否构成了“兴邦”的条件或前提，是值得怀疑的。对此，熊春文老师也进一步补充道，按照社会学传统的讲法，中国老百姓最在意的可能是“家”，“国”或“邦”对于“初级群体”而言还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一般公民要产生对国家共同体的感情，是需要嵌套在他的职业或家庭中，从而产生对国和邦的爱。

鲁西奇老师也就“接收地负责原则”作出了补充与回应。从历史上来讲，王朝国家在建立之初往往都着眼于户口控制，从身份的角度来控制个体与家庭。在王朝建立之初，民众的身份户籍与他居住地往往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但是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出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逐渐分离。王朝国家的管理也逐渐由身份控制过渡到地域控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循环，秦汉开始时先是按照户口身份控制，到了魏晋南北朝，一个循环走过去，变成了村落控制。等到隋唐时期又重新确立了身份控制，但到中唐以后又变了。到明初的时候又重新确立了身份控制的方式，而明中期身份控制又被打散。总的来看，身份控制是国家强有力地控制每一个人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这种措施是无法长期维系的。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恢复到身份控制的旧路上来，但比如农民工的医疗问题，最终落实下来的依然是居住地控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居住地控制或地域控制的原则，应当是一种大势所趋，需要立足于居住地，认可其的身份，从而实现身份与居住地的整合和统一。

狄金华老师针对孙村的故事向吴重庆老师请教：以往认为如果合作得以发生，其背后需要有权威的支持。而孙村在这次疫情期间则是通过一个无中心、有场域的结构形成了合作。微信平台在很多地方都会被应用，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产生孙村的效果，在这背后的社会机制、乡村公益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什么？

吴重庆老师指出，莆田乡村往往同乡同业特别发达，因此特别看重乡土社会的团结问题。而如果将孙村的案例放到更抽象的意义上来讨论，它所体现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韧性，哪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段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团结、社会治理的危机，可是乡土社会的力量还是会表现出来。而为什么中国的乡土社会会比较有韧性？吴重庆老师认为这与小农户有一定关系。土地的存在具有溢出经济价值之外的更广的社会效益和价值，它不仅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家乡，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吴重庆老师进一步总结了四位老师的观点，提出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提供给社会的一种公共产品；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小农户的生计的维系，和小农户的生计空间的拓展。只有看到小农户的重要性，看到土地对今天小农户生计维系的重要性，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稳定的保障。

鲁西奇老师进一步向吴重庆老师请教。鲁西奇老师认为，在无中心场域的背后或许还是存在着固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子。此外，针对、危机作为场域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契机，鲁西奇老师请教：无中心场域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有效的稳定机制？如果有，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对此，吴重庆老师回应，场域的背后肯定还是会有社会结构的作用，只是这个结构不一定还是以前围绕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秩序。而在莆田这样的地方能够利用微信群形成一个无中心的场域，仍然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孙村的微信群是完全自发的，因为有事件带动。而在乡村里还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在外经商较为成功的、有愿望来参与来推动乡村社会公益的人群存在，只是这些人可能还并不具备成为一个自然村的权威人物的那种名望，而是要通过做事情来累积他的社会资本。未来他们可能成长出来，只是在目前阶段这个场域还是无中心的。针对微信群的作用，吴重庆老师指出原本乡村的舆论传播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因为微信群的存在，舆论的产生这一过程在瞬间内就基本完成了。这种无中心、靠事件带动而形成的场域，对乡村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进行了一次时空压缩，能够快速地让大多数人了解到公共意见的产生，并将舆论收集和放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乡村社会的机制。另外，吴重庆老师也注意到了乡村中的微信群与城市的微信群也有一定不同：乡村微信群所形成的场域一定是既有线上，又有线下，同时配合，同时推动。

针对熊春文老师在研究中对于小农家庭的脆弱性的关注，狄金华老师补充道，小农家庭的脆弱性除了来自自然的维度之外，也来自国家的维度，而今天，它同样还来自市场的维度。在逐渐从自身市场和地方市场向外部市场转向的过程中，小农的脆弱性程度进一步加大。以往对农业的讨论强调农业的产值要下降，却往往忽视了强调农民从农业中间所获得的收益要随之而增长。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收益极低，因而在这种格局之下，农民和农村都有足够动力去追求高收益。而高收益随之带来的，其实是小农户与乡村都必须面临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格局之下，小农户的定性要如何来获得保障？

熊春文老师指出，恰恰是现代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主导方向正在不断破坏小农的生计体系。土地是小农的生计保障，各种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体系、技术托管等，一旦以资本形式介入，其逐利性质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小农的权益受损。农民介入市场越深，产业化规模化越深，风险就越大，其自主性就越可能减弱，这是危机的所在。而从应对角度来看，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家对农户直接实施托底性社会保障，比如给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政策补贴，保护好农民既有的生计体系，尊重农民的生存智慧；而另外一个途径则需要我们要重新认识农业。农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第一产业，它可能是第二产业，也可能是第三产业甚至是第四第五产业。比如蔬菜产业、生态农业、还有涉农加工业、服务业、乡村旅游业等等，乡村产业兴旺了，其从业人员自然会从中受益。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城市化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这时候乡村会成为人们想往的新的生活方式，会生长出很多新的产业类型，很多资金人才都会重新回到乡村，这也将为乡村发展创造全新的升级机会。因此，一方面强调保障，一方面面向未来，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途径。

吴重庆老师最后补充道，支持小农户并不只是在支持小农户本身，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救济的对象，而是通过支持小农户来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小农户的生计模式一定是多元的。只有让千千万万的小农户都能够维持这种多元的生计模式，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有稳定。而支持小农户应当体现为从国家政策上关注小农户的存在。因此十八大以来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农户问题，其实是一种政策导向的调整：让小农户健康、可持续的生存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持续和正面的影响，是一项我们所追求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