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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27】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

发布时间: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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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7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七期暨“社会底蕴与田野技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刘世定教授、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渠敬东教授、孙飞宇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折晓叶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孙秀林教授、肖瑛教授,西南财政大学副教授陈家建,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王雨磊,《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闻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李凌静,以及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师生学者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就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意义做了简要介绍。她指出,如何有建设性地讨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一直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学者们以自身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回到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将有助于反思当下的研究工作。随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致辞,他指出质性研究的田野经验不只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指示我们在生活中寻找理解自身的方式,是为人为学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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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

 

研讨会的第一场主题为“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首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围绕“韦伯所言的‘理解’与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进路”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源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于社会行动及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进行阐释,这有助于帮助我们面对田野中的理解问题。对此,把握住“常情、常识、常理”,在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解决定性研究常被质疑的科学性问题。然而,田野调查也是一门“遗憾的学问”,是访谈者和被访者共同完成的“即兴创作”。为了避免双重解释,研究者应该构建“我群关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群体和文化中,并加强历史和常识修养,时刻保持对社会现象的好奇心。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折晓叶研究员用一个有关农村土地产权的生动个案讨论了田野经验与日常生活逻辑的关系。她认为,当前质性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即将经验和理论直接对立。事实上,经验不是相对于理论的概念,而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和日常逻辑,亦即“社会积淀根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的逻辑能够成为理论和经验的中间机制,起到回应经典理论和提升微观经验的作用。最后,折晓叶研究员用三个极具启发性的提问引出了田野观察场景与社会底蕴以及历史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张力的关键性问题,引人深思。

随后,张静教授围绕“质性研究的价值”这一主题发言。她澄清了关于质性研究的科学性、代表性和清晰性等一些误区,认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各有长短,其适用的研究类型并不相同。质性研究在探究尚不清晰的要素、定义和理论,以及难以被量化和中性化的机制分析、历史分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本场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针对质性研究的代表性和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应加强社会学者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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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

 

第二场讨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教授,应教授以“田野想象与‘介于之间’的探寻”为主题,指出田野调查“介于之间”的特点。他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在田野与理论的关系上,他反对朴素的经验主义和理论先行的方法,理论不只是文献综述,更不是创造概念,它应该融入于田野中、消失在经验里。其次要避免个案研究的碎片化。个案的意义不是去对抗大数据,而是要处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要防止陷入底层关怀的社会学,要看到民粹主义正反两面的复杂性。第四要在常态与异态、生与熟的对反关系中理解日常生活。最后,他指出在具体观察中,以听和看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展现那些说不出话的社会学问题。

第二位发言的是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他的题目是转型社会与质性研究。他提出在转型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内部冲突使得结构关系更加复杂,这时,质性研究的理解优势便凸显出来。他同时也提到,质性研究需要反复求证和比较,以便应用和概念化。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大学的孙秀林教授,他的题目是“田野与写作间:一个定量主义者视野中的质性研究”。孙秀林教授多年从事定量工作,在他眼中,田野能够帮助定量研究得到问题和假设。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来说,发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并且有必要理解的问题,是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或用质性方法,或用量化方法,皆在对问题的结构、框架有整体性、客观性的把握。虽然定量研究多遭诟病,但它清晰的研究思路和专业化的技术培训,保证了研究质量,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定量研究者看来,好的田野工作需要讲出好的故事,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理论,它能揭示出清晰的逻辑线索,以此为切入点,质性研究会帮助量化主义者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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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折晓叶研究员

 

下午第一场讨论以“个案、机制与结构”为主题,由折晓叶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教授以“研究性质与分析技术”为题,对二者进行澄清,以便说明个案研究的主要功能。刘世定教授认为,按照研究性质划分,社会科学研究可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个案研究三类。相应地,分析技术也有三类:统计分析技术、理论分析技术和历史分析技术。田野调查是一个混合的技术,既有数据搜集技术、分析技术,也有研究性质的定位;既可以有理论追求、个案经验,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其中,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原有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激发理论想象力。而新建构的理论也需要与案例进行对话,研究具体的复杂环境,在基础模型之上,完善中间环节,得到抽象程度较低、具体内容较多的模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以“个案研究如何走向一般”为题,讲述了个案研究上升到一般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指出两条路径,第一是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比较、历史研究,以及横向比较。其中横向比较又分为三种类型: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和总体性的比较。第二种路径是从个案上升到一般,强调与理论对话。最后,沈原教授指出社会学个案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志的不同,人类学民族志有非常细密的材料,而社会学的个案研究需要具备结构性特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飞舟教授以题为“田野调查和社会学中国化”展开演讲。他认为对行动者意义的理解是质性研究的关键。田野调查中的理解困难,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以西方社会学理论面对中国的经验很难达成理解,需要更多中国的理论。田野工作的启发在于扩宽理解,确定行动者的意义。要实现这一点,除了研究目的理性之外,还需要调动其他的理解方式,比如狄尔泰的移情式、费孝通晚年的将心比心式、或者古人说的以情携情式。以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和田野经验为基础,以所得规律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同时强调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方法,将更有助于田野工作的提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的题目是“个案研究为何是总体社会研究”。他以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为例,讲述了在“改稻为桑”的政策刺激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上的商人、地主、农民等不同人群的心理,土地兼并和饥荒问题逐渐浮现,社会发生抖动和摇摆。质性研究也同样如此,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静态的整体结构,以供学者观察。所谓总体,是在关键事件的刺激下,使各种因素展露其特征、功能和作用的整体面貌。个案研究的本质在于它能够作为事件发生的契机,调动各个层面的复杂关系。从国家到基层、从制度到人心、从现实发生的权力利益到社会的价值伦理,都能产生一个扭结性的变化。因此,我们的研究既要看到事件的发生过程,也要看到建立它们共变关系的关节点。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肖瑛教授讲述了其对《马桥词典》的研究,对“中国人实际生活的逻辑” 和“差序格局”两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他强调质性研究的经验感,理论不是定理,更需要感同身受,因此研究者得不断回到自身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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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左)和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副教授(右)

 

最后一场讨论由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首先发言,他主讲的题目是“深度访谈中的理解社会学意涵”。他指出深度访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研究者本身也是文化中的行动者,受社会底蕴的滋养。深度访谈较其他研究方法更为直接地提示我们,研究是一种不断卷入的过程——你不向研究对象交心,人家也不会向你交心。这也就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时首先要理解自己,即是说社会学的前提应该也是“为己的”,有非常明确的与中国社会相关的问题意识。

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在其报告“机制分析与田野技艺”中指出,即使是机制分析这种质性研究的锐利之处,在尝试勾联现实社会的多种机制时,依然会遭遇困难。这时不能仅仅考察机制的条件,还要考虑约束和边界。另外,机制分析要有针对多种机制的总体性想象,它的多重历史文化基因和名实关系也应纳入考虑。

华南理工大学王雨磊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学术修辞及其问题”,他结合自身从事学术刊物和网络自媒体编辑的经历指出,学术修辞决定了书写的视角和对象。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在报告“政府行为研究中的个案伦理问题”中指出,质性研究中因所收集的个性化资料需要保密和匿名,致使研究背景被隐匿,造成理解的偏差。处理个案资料不仅需要技术手段,还涉及学理和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闻翔在题为“现代转型与传统资源”的报告中以《昆厂劳工》为例,指出中国社会学在民国时期便有深厚的积淀,学术前辈所做的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是我们最重要的学科底蕴。他将史国衡放在魁阁的视角下,指出了《昆厂劳工》与魁阁农村研究的延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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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闻翔

 

会议的最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李凌静编辑和来自《社会学研究》的闻翔编辑分别就社会学刊物的文章收录和编辑工作,向会议介绍了质性研究在近年来的投稿和发表状况。相比较量化研究,好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整体素质,他们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论文发表问世。随后,各位老师就田野工作的体会和中国社会的内涵交换了意见,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