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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33】王铭铭:超越人间的社会——广义人文关系的方法论

发布时间:2017-05-08

2017年5月8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论坛”第三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超越人间的社会:广义人文关系的方法论”为主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担任引言人;文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主持论坛;职业艺术家渠岩,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建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杨清媚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舒瑜副研究员,文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史系刘未沫博士后参与讨论。

 

 

王铭铭教授在引言中指出,“超越人间的社会:广义人文关系的方法论”这个主题之提出,旨在从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社会”概念,思考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旨在尝试提出一个合乎经验和心态事实的解释框架。

 

引言人王铭铭教授

 

“人间”一词,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指相对于与天和神圣性而言的地面上的、世俗化的“人间”,可以用来形容近期社会学及社会人类学在界定“社会”时所秉持的一般主张——“人间主义”。这种主张只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认为社会构成当中还应包含除人人关系之外的人-物或人-神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得到青睐。

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概念是核心,这个词,日本最早翻译为“交际”,后来翻译为“社会”,中国则先译作“群”,然后借鉴了日本的译法“社会”。而当日本人用汉字“社会”的概念翻译society时,他们可能未曾想到这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丰富内涵。“社”意指地方信仰拥有的祭祀空间及祭祀空间表达的共同体的认同;“会”则指一种季节性的、缔造出来的社之聚合,及在这一聚合中社表现各自力量、认同和各自的物质、精神文化的精彩的行动。

今天的“社会”概念则丧失了这些含义,更多地继承了14-16世纪英国所指的那种交际性关系、伙伴关系以及后来衍生出来的相对于国家的市民群体。19世纪末涂尔干学派将“社会”的概念拓展到世俗的人间定义之外,其代表人物莫斯笔下的礼物,不仅体现交换关系,而且同时体现物的“灵力”,莫斯指出,是这种超凡的力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在其他论述中,莫斯还涉及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形态。

王铭铭教授说,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深受莫斯的广义定义的影响,他用这种定义来重新思考“人文关系”。

“人文关系”( Human Relations)是194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词汇,它的出现跟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这个由耶鲁大学联合几所高校所建立的跨文化研究机构直接相关。Human Relations正是这里所说的“人文关系”。这个机构企图建立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把世界各地个案研究汇总在一起加以分类形成资料库。这个档案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这套分类体系以文化进化论的思想为基础,展现了当年美国人类学对文化演变、文化形态比较的研究旨趣;二是尤其关心文化及文化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这有别于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把社会当成核心,而把物质和文化当成其环境的做法)。而建立者之一的人类学家George Peter Murdock所写的Ethnographic Atlas:A Summary(1967)(《民族志地图:一个概要》(1967))中所列举的对资料进行分类的准则主要就是以人间主义为标准,诸如Regional identification、Subsistence Ecomomy、Mode of Marriage等条目几乎都只是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而王铭铭教授指出,提出“广义人文关系”,旨在表明,此类人间关系论当中存在过多人类中心主义因素,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忽略了人不可能脱离周边的事物而独存的基本事实。这表现在,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所定义的“他者”(others)仅指人和其他人关系当中的“其他人”,也即单指人类,与实际存在的他者有很大不同。所谓“广义人文关系”,是指实际存在于世界上的、包括人、物、神三类“他(它)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人类学的具体研究都必须涉及这三类的他者,但是整个学科建制所定义的他者必须局限于人间,中文在翻译others的时候是也犯了这个错误(人字旁的“他”实际上强化了西方人类学人间主义的社会观)。

“广义人文关系”概念的提出,意在超越这种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它要求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含人和其他人、人和物质世界当中的存在体以及所谓“超自然存在体”(divinities)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狭义人文关系”所设下的界限。

王铭铭教授认为,经典人类学家对三类他者早就有所关注,但因后世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受制于人间主义社会科学观,便越来越无法理解诸如Edward Tylor、James Frazer之类前辈曾经有过的对广义人文关系的考察。

最近,人类学在人伦、生态、宗教研究中都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新近在既有“万物有灵论”(这个词虽可能出自神论对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历史的回归,但现在被理解为非西方民族的宇宙观的总体特征)之下,出现“本体论转向”,借这个转向,人类学家重新理解了自然和文化的“互为主客体性”,试图冲破其边界,他们中有人认为,在非西方文明里,自然可以是多样性的,而文化可以是普遍性的,这种看法挑战了西学的普遍自然和特殊文化的对立理论。又如,费孝通先生在90年代提出“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题,主张关注不同的文明如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提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跟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原始民族的看法可以相互通融,构成一种反思天人分立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

王铭铭教授指出,所谓“广义”,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包含人、自然界和神圣界相互关系之研究,包含自然界和神圣界自身之研究。

要做这类研究,就要有方法论上的纲要。王铭铭教授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研究的手艺,二是手艺背后的思想,二者不能随意分割。广义人文关系概念的提出,旨在追求把手艺和思想通融起来,以有助于我们更整体地考察人类这种存在。

在人类学内部,这门手艺所追求的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英国和美国的民族志正在日趋重复,这是因为人类学家没有充分看到,人的存在与其他存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而广义人文关系的方法所要求的民族志研究,除了关注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神的关系还不够,还要求关注研究群体的历史及群体在更大区域内的地位及这些地位的变化,这将牵涉到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也牵涉到社会内部的等级秩序与外部势力之间关系的变化。民族志应塑造“立体的人”的本来面目。

广义人文关系,还指一种对比较研究的新看法:比较需要建立在整体主义的社会观基础之上,并追求对不同的整体社会事实的比较。广义人文关系是一套普遍存在的关系,但是不同文明对这些关系赋予的定义不同,也正是在这些不同定义的基础上,不同文明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整体形态。从理想形态上说,一些文明以人人关系形塑其整体特征,另一些文明则是以自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形塑再一些文明则以广义、复数的“神性”(divinities)来规定自身的价值和秩序。但是,在现实上,尽管文明间存在诸如此类整体形态区别,这些整体都是历史的,它们在历史和地理的情景中相互关联,形成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才可以说是现实存在的文明的共同特征。

再者,人类学研究的第三个方法论层次是所谓“概括”。既往的“概括”,多流于西式物质或精神决定论,而“广义人文关系”的提出,也旨在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应容许以至鼓励研究者从不同文明出发,以非决定论的方式实现“概括”,使“概括”有助于丰富人文世界。

渠敬东教授在评议中指出,相对于从知识上的理解广义人文关系而言,要理解真正王铭铭教授在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判断、思考的契机,还是存在一定难度。与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所代表的研究传统相关,康德在哲学体系分离出实用人类学,这实际上是服务于道德科学的发展而提出的,而后者被视为进入人类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精神脉络。人类学的发展中,渗透着普遍主义原则,但这未必是其最终诉诸的普遍原则,人类学其实服务于分离出一门照顾到全世界既存文化形态的学问,这才是人类学的危机所在。渠老师还指出,今天的主题其实也触及到全世界危机的核心问题,这些危机与欧洲在长期的世俗化运动中忽略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有关。因此他认为王铭铭教授的此次发言不仅在理论上带来新的刺激,也带来更多实际问题的讨论可能。

 

主持人渠敬东副院长

 

陈进国研究员认为本主题是对超社会体系的一种新表述,提醒我们要用文明的眼光重新思考这个社会,思考不同文化的历史边界和历史流动。

何建明教授针对王铭铭教授提到的“立体人”概念,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阐释了他所认为的超人间主义。他认为佛教理论所强调的二法可以为超越泛人间主义社会理论,因为它打通了出世和入世。美国社会在移民之前也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并不完全的人间主义社会。而从哲学层面上讲,人跟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多元的精神世界,这也已经超越人间主义。他认为除了关注19世纪之后的世俗化运动,也不能忽视大量的反世俗化运动,应该承认大量宗教徒的存在。中国的传统思维建构中已经承认现实世界当中有超越的成分,这一点能从道教中看到。

舒瑜博士基于个案讲述了其对“广义人文关系”中的“人—物关系”的理解,基于其对云南大理一个盐井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并写就博士论文《微“盐”大义》,她指出,物的研究在社会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她还以高奣映的《鸡足山志》为个案说明了山川与府州、山志与方志、在朝与在野、儒家思想与释老之道等多重关系如何互动交织。另外一个关于土家族的山川研究也很好地印证了广义人文关系民族志的可能。

杨清媚博士指出,广义的人文关系研究应该限制分析框架的适用,比如借用历史学的维度就能够实现这种限制。她以费孝通关于玉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的玉器和传统文化》、《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作为入手点说明了广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详述了费先生如何用人类学方法和考古学方法,通过物的变化来讨论上古史中知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指出玉作为一种象征,在文化变迁史中是如何从早期的满的以玉通神,转变到秦汉以后的以玉比德,即如何从天人关系转向礼和德的关系,这个过程也实现了人、神还有心之间的整合。

吕博老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3到6世纪时期山中景观的变化,并通过山间与人神的关系来阐释主题,他提到在社会流动较为缓慢的时期,宗教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所出现的活跃和多元,各个阶层在宗教的旗帜下进行活动,山里原有的信仰体系和外来体系融合或冲突,山中景观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刘未沫博士从比较宇宙论谈到中西宇宙观研究的不同径路,中国宇宙论可能会寻找与山野、星宿的关系;在西方,虽然没有把宇宙的关系叫做社会,但是仍将其作为一个作用于人的关系的整体。

艺术家渠岩讲述了15年来的乡村艺术实践,包括观察记录、重建村落、通过突破艺术本身的这种方式构建非审美的艺术表达的文本这三个阶段。同时谈到近两年在广州某村进行研究的观察:关于人神、人物关系以及历史的遗存和脉络的完整保留,北方村落的现状不如南方村落。他还谈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借用人类学的方法,用非主体的、非审美的方式介入村落。

 

袁明教授

 

袁明教授在发言中肯定了本次主题的方法论价值,认为方法论的勃兴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要。她精彩地指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排斥西方现代学科带来的启示,但与此同时,也要形成能让世界理解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