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日下午，第三十一期北大文研论坛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办，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以及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三家单位联合举办，以“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的兴起”为题，就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的新著《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1月）展开讨论。论坛由应星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杨念群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熊春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周勇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博士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首先由应星教授就其新著《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内容进行介绍并引出话题。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包含了应星教授几年有关近代“教育场域”问题所进行的的三个研究案例。所谓“教育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其内含强调教育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运用这一概念反思教育史研究，可以突破之前由教育阶层固化、偏重于地方性所设定的传统研究思路。应星教授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三十多年间，中国教育经历了由科场到学堂、再由学堂到现代学校的转变过程，传统政教相维体系在这种机构转变历程中如何变化，新式读书人如何在学堂、大学和中等学堂之间安顿读书等问题需要通过一种“教育场域”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从上述问题展开，应星教授提出了六个相关议题进行评述。第一，中国近代的“新教育场域从何而来，通向何处”？在这一部分，应星教授关注于从甲午战争到废科举，再到新学堂兴起这一过程中中国教育发生的转变，并以湖南教育场域从1895年到1913年近二十年时间里发生的变化为个案，通过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从此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废科举与兴学校之间的张力，以及将科举营造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之后新学与权力支配格局的重组，而在中体西用的主导方针下，西学已经突破了中体，新式学生出现了一种反体制的冲动；第二，蔡元培在任职北大期间的办学努力及其内在紧张。蔡元培在1917年至1923年之间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对北大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改造，从而打造出一个全新“学统”的学术社会，从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统、学统、道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新式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个新鲜事物，如何维护自身的学统，并在新的教育场域中，和政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对抗，而传统道统的解体，如何促使蔡元培通过科学和美育重新建构一种人格培养体系；第三，中等学校和中共革命的亲合性。应星教授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与早期同盟会依靠地方会党力量开展革命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主要依靠新式学生开展革命，而在南昌一中和南昌二中两所中等学校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造成的的参与革命之学生数量的差异，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等学校是如何成为革命温床的，更进一步讲，在新式学生这个群体中，师范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差异更值得我们的注意；第四，新教育场域兴起中的时空关系。在新教育场域的出现成型过程中，出现了由传统的士绅阶层到辛亥革命一代再到五四青年的学生世代的更替。而由于新教育场域在不同区域出现，受到不同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的情境也有很大差异。例如湖南地区湖湘文化的影响以及江西作为一个边缘省份新教育场域的不同等；第五，从新社会史到新革命史。应星教授在其新教育场域的研究中充分吸收了历史学的相关成果，而新社会史和新革命史的思路得到一定的结合与发挥。在地方史研究兴起之后，地方社会的问题导向促使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偏重于更加精细化的研究，然而在精细化研究过程中应该和宏大历史叙事之间建立关联，由此寻求一种新社会史道路变得很有意义。同时，在以往的革命史研究中，根据地式的研究范式似乎过分的精细化和碎片化，因此要求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带着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的进入地方史，将宏大政治史的叙事和革命史相结合进行研究；第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融与差异。应星教授阅读陈寅恪先生论著时，从陈寅恪有关史料派“失于滞”，新史学派“失于诬”的论述中得到启示，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将历史学研究的思路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思考如何通过叙述本身建立关联，通过社会学的启迪处理史料的断裂性。
应星教授
杨念群教授认为，回顾学术史，张仲礼和何炳棣等学者已对科举历史有过精妙的研究。科举本身是一种选官制度，是一套包括官员培养制度在内的完善体系，这套制度已经很好地将选官制度和社会安排结合在一起，因此，近代以来科举制的废除造成了非常深远的、严重的社会后果。杨教授同时指出，在有关近代学堂的学生培养体系中，政法系、理工系和军事系可谓三足而立，也正是这三股学生体系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包含教育历史研究在内的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将历史时空流动的状态和惯习的恒定结合在一起。面对近年来出现的碎片化现象，应该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结构框架，重新回归整体史。就此，杨念群教授也批评道，有关清史的研究，近年来竟然没有出现一部有关“康乾盛世”研究的扛鼎力作，是需要反思的怪现象。
杨念群教授
王奇生教授指出，应星教授书中跨越的1895到1926年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从1905年到1925年，中国先后经历了废科举、废帝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四件大事，而这四件大事环环相套，学生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废科举造成了读书人上升道路的断绝，造成后来出现的新式学生无安身立命道路可走，辛亥之后，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动荡时期，随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革命主体正是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群体，而正如应星教授所指出的，之后国民大革命的进行正在于发动了学生。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式学堂批量生产的而无从寻出路的学生正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力量的主要来源。
王奇生教授
王东杰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政统和道统的区分，在传统士人身上一直存在道和士之间的关系争论之惯习。即孔子代表的道统和入仕的取向之间一直存在一定的张力和结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如何维护道统，将道统传承延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新式学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前由入仕而传道的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道路演变为学术而传道的道德与学术相合的道路。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士人文化中蕴含的“隐士”思想实际上带有一种逸出体制而又能反馈体制的倾向，由此，我们便可对蔡元培数次辞去北大校长的行为作出新的解释，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可能是作为士人反体制冲动传统的一种延续。
王东杰教授
陆胤博士认为，应星教授的新著体现出了独具慧眼的选取眼光，在政统、道统和学统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但是在谈到具体个案时，还应该注意到晚清教育改革的具体制度，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清末民初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实际上是极为复杂的，需要从多重视角进行理解。在关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时，应该对教会大学有新的思考。
陆胤博士
陈洪捷教授指出，“教育”一词之于中国是一个近代才形成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实际为现代人对古代人的一种历史想象，如何修正这种带有过分现代视角的研究需要被重新思考，而在今后的教育史研究中更需要注意应星教授提出的将教育和其他社会体系相融合的“教育场域”概念。
陈洪捷教授
熊春文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包含旧的场域的破和新的场域的立、朝向革命的破和新科场的成形两个关键主题，而布迪厄的教育场域概念很能充分地反映上述变化中的剧烈程度。在政统和学统两个层面，应星教授的研究实际带有一种政的维度盖过学的维度的倾向。而应星教授采用的集体传记研究法，在运用过程中，和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生活史研究方法、近年来盛行的计量史学方法都有一定的关联。
熊春文教授
李猛教授指出，应星教授的新著以教育场域为主题，带动了对于政和学两端的关注，从应星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自治和自立的学术场域之于近代中国没有融合到整个体制当中。而在本书所体现的分析方法和关切问题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的，从而本书所营造的学术社会和革命史社会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同时，本书的下篇也没有能够回答青年如何组织革命政党，新的共产党组织如何借鉴青年的力量，教育机构在现代国家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应星教授坦诚回应上述发言人的建议，认为本书在如何处理新和旧的关系上，对于旧的理解似乎仍然是不够的。而由于本书的确刻意回避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思路，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将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三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