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北大文研论坛36】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

发布时间:2017-05-29

2017年5月29日,“北大文论坛”第36期“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此次论坛特邀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吴晓东教授、贺桂梅教授等担任讨论嘉宾。

 

 

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当代中国》是钱理群教授的第11部鲁迅研究著作。该书五十万言,是钱理群教授荣休之后关于鲁迅与鲁迅研究的最新论述,聚焦于鲁迅对于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影响与意义这一核心议题,申发了鲁迅作为民族性与原创性的思想家与实践者的重要价值,论证了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启示作用。全书分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与“重看历史中的鲁迅”三辑,史论结合,新见迭出,可谓一部当代鲁迅研究与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力作。此次论坛围绕《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以及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听众参加了活动。

钱理群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主题演讲。他坦言,尽管自己当下已经不再进行专门的鲁迅研究,但是鲁迅仍然活在他的生命中,不论做什么、思考什么,他都会想起鲁迅。尤其在面对青年时,他更会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这种将鲁迅融入生命的研究态度,钱理群教授命名为“生命学派”。这是包括不久前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在内的一代鲁迅研究者所共享的研究精神,甚至可以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研究课题。

钱理群教授从80年代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谈起。这一口号最早出现在王富仁先生的其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钱理群教授在其首部鲁迅研究著作《心灵的探寻》中也呼应了这一主张。在钱理群教授看来,“回到鲁迅那里去”意味着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质素和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以及独特的话语体系等等。研究鲁迅,就要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独特个体出发,挖掘这一个体所包含的非常丰富的内容。这是钱理群教授一直坚持的研究准则。

 

《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的封面

 

在回顾了自己数十年的鲁迅研究生涯之后,钱理群教授以八个方面的“鲁迅面面观”具体总结了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利弊得失。

第一个方面是“个人”的鲁迅。这是80年代学者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时提出的命题。80年代的“新启蒙”致力于重新确认个人欲望和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因而,鲁迅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和鲁迅丰富的心灵世界成为80年代鲁迅研究的关注重心。钱理群教授的第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心灵的探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他和同时代的研究者试图将对于鲁迅的认识从“三个伟大”的结果转向过程,并不是要否认鲁迅的伟大,而是探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先驱者在探寻道路时的内在删去矛盾与痛苦,将鲁迅定位为一位平凡而复杂的探索者。“探索者”这一定位,也使钱理群教授将自己的生命与鲁迅结合起来。

第二个方面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通过将周作人与鲁迅进行对照,钱理群教授将周作人定位为“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将鲁迅定位为“最后走向左翼传统的启蒙思想”。这两种启蒙思想的相互补充、冲突、制约,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丰富意涵。

第三个方面是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走向世界”所带来的全新视角,钱理群教授的相关思考凝结在他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他发现,堂吉德和哈姆雷特这两个文学典型的东移经过了德国和俄国两个重要中介,这一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有着相通之处。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将鲁迅的意义与价值放置在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后来,他又对鲁迅与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从而提出了“东亚鲁迅” 的命题,这一命题既包括鲁迅与东亚知识分子共享的思想命题,也包括鲁迅对于东亚的影响。《丰富的痛苦》关注的是西方世界,“东亚鲁迅”关注的是东方世界,二者构成了鲁迅研究的完整世界视野。

第四个方面是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这一思考开始于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后果逐渐显现,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也伴生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化,从而导致了社会两级分化的严重局面。这样的后果是80年代“新启蒙” 运动的参与者从未想到的。因此,钱理群教授开始拷问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发现自己80年代的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只关心知识分子自身,而忽略了周围的社会群体。这与鲁迅批评30年代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世界和个人的悲观看做整个世界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引发他开始重读鲁迅30年代的杂文,并在2009年台湾讲学期间提出“鲁迅左翼”的概念。

 

钱理群教授

 

第五个方面是作为“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在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钱理群教授对双方观点既有同情和理解也有批判,因此希望在左右对立之中找到一条更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道路。他在鲁迅在1927年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中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包括三个方面:对社会永不会满意,永远在平民里面,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钱理群教授将其发展为“四个永远”: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批判,永远站在平民一边,永远在边缘位置说中心的话。90年代末,由于忧心于学院知识分子的异化,钱理群教授再次回到鲁迅那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与实践性,因而开始关注中小学教育、青年读书会和志愿者运动,并面对当时社会上贬低鲁迅的流行风气,提出鲁迅具有原创性和民族精神源泉性的重要意义,认为鲁迅应该与《论语》、《老子》、唐诗和《红楼梦》一起纳入民族教育的基本工程。

第六个方面是作为现代白话文体语言典范的鲁迅。鲁迅的语言体现出周作人所说的中国语言的三大特性: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钱理群教授经过考察发现,民国时期的国文课本中选得最多的现代作家正是胡适、鲁迅与周作人,这一教育经验值得重视。而《野草》则是鲁迅语言之冒险性和反规范性的体现。钱理群教授指出,鲁迅的作品既是精神文本,更是语言文本。

第七个方面是鲁迅的文体视野。钱理群教授提出鲁迅小说的从容美学、散文诗的独语特征、散文的“任心闲谈”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命题。

第八个方面是“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针对要将鲁迅放入博物馆的声音,钱理群教授提出鲁迅思想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鲁迅的杂文写作看似具有时事针对性,实则是把“这一个”与“这一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其中“这一类”深入到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性的深处,具有高度的超越性,因而对当下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

这八个方面构成了钱理群教授的“鲁迅面面观”,他将其命名为一种“钱理群鲁迅”。最后,钱理群教授将研究鲁迅比喻为进入一个神奇的公园,一路观察一路设想,每走一处便会发现一道异样的风景。研究即是用闪光灯把自己与这些风景的相遇瞬间捕捉下来,这最终汇集成了一本美轮美奂的相册,既带来了惊喜,也形成了新的探险的欲望。

 

论坛现场

 

在钱理群教授的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对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陈平原教授指出,日本学界有“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的说法,指的是竹内好与丸山昇两位学者对于鲁迅的创造性阐释。中国学界也应当提出“钱理群鲁迅”的概念。钱理群教授和王富仁先生、王得后先生等人共同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风范,他们将鲁迅特别深刻地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是特定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特色。

孙郁教授表示,他们这一批“文革”以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鲁迅研究者,都处于钱理群教授的学术影响之下。历史上有不少人受到鲁迅的影响,比如徐澄、章培恒、胡风、张承志、莫言、余华等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延续了鲁迅式的思考与实践。但很多人对于鲁迅的思考总是限于学科之内,而非像钱理群教授这样作为一位思想者不断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钱理群教授将鲁迅研究发展为一种生命哲学,因而成为鲁迅的“护法者”和当代阐释鲁迅影响最大的人。但钱理群教授身上也有非鲁迅的一面,他不像鲁迅那样峻急,而是有着堂吉德的气质,有着超越的快慰,这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宝贵气质。

高远东教授认为,在当代的鲁迅研究中,钱理群教授代表了一种特别的立场和态度,他对于鲁迅的精神原点和价值原型把握得尤其深入。常有人认为现在的鲁迅研究是将鲁迅当成“新经学”,但高远东教授却认为鲁迅研究者虽然在形式上将鲁迅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却并非将其视为经学宗师,因为这种思考是通过研究者的独立思考所得,而不是盲从和迷信。当代鲁迅研究既可以以鲁迅为“经”也可以以鲁迅为“史”,钱理群教授的态度是“经史结合”,一方面坚持鲁迅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吴晓东教授提出,这次论坛是一种具有多重启示性的“钱理群鲁迅”的生成现场。“钱理群鲁迅”与“竹内鲁迅”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有相通之处。“竹内鲁迅”中的“文学”,不是情念与实感,而是词语深处的伦理和作为机制的思想。竹内好尤其强调鲁迅文学中的挣扎。类似地,“钱理群鲁迅”也强调鲁迅的自我否定,并对一切事物持多重质疑的态度,避免本质化的理解。此外,钱理群教授对于鲁迅的“孤独”和“两难”的重视,与尼采、卢梭、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论断也形成了对话。钱理群教授提出鲁迅的文学具有一种“丰饶的含混性”,吴晓东教授认为,这和鲁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精神现象有关。一切有关思想和价值的探讨及困惑,在鲁迅那里都被转化为个体生命生存和精神困境的体验。这一点也对钱理群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贺桂梅教授表示,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具有一种自觉的当代中国视野。这样的鲁迅研究既不是经学的,也不是史学的,其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以鲁迅为原点、不断扩大的“活的传统”,这正是“钱理群鲁迅”的重要位置所在。钱理群教授在2002年之后转向了一种与80年代不同的鲁迅观,更加重视鲁迅作为左翼作家的面向。这一方面基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是在一种扩大的东亚视野中完成的。贺桂梅教授还提出,钱理群教授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打破左右对立的框架,考察知识分子如何能真正产生社会力量。钱理群教授笔下有两个鲁迅:启蒙的和左翼的,而这二者的统一在于“立人”,在于面对一个个独立的人,以心寄心。

论坛最后,邓小南教授做了总结发言。邓小南教授回忆了自己1968年像钱理群教授那样带着《毛泽东选集》和《鲁迅选集》下乡的经历。她指出,我们过去常将鲁迅的著作当成一个句号,这个句号到1936年鲁迅去世就截止了。但钱理群教授提出的八个方面的“鲁迅面面观”,则将鲁迅延伸为一个可以不断追索的话题。鲁迅不仅是一个个别的人,而是一种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的凝聚。这样的鲁迅研究正是像钱理群教授说的那样,“把结果当成过程”,从过程中追问中国的民族精神如何凝聚,在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论坛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此次论坛的所有发言,将在专业学术期刊上以专题形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