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北大文研论坛59】王缉思:世界政治进步了吗?

发布时间:2018-03-13

2018年3月13日下午,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世界政治进步了吗?”。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作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士其、朱文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出席并参与讨论。

 

 

 

 

 

王缉思教授首先指出,要探究世界政治的进步与否,首先需要明确何谓“进步”。他认为,在世界政治领域,“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他认为,总的来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十方面: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历史中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目前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王缉思教授认为,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转变,对战争的目的有了重新思考,大国之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也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为人类生活带来许多好处,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但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18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速相比更快、更难以逆转,是一种进步。然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暴力革命等事件,就会发生大逆转、负增长。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不过,财富的增长永远也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在过去25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再者,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3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儿童。可以说,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均状况是史上空前的,而人口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不平衡。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王缉思教授认为,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实际上亦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当代的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过去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层面上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纠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自由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多约束。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而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等权利,一方面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另一方面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有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化。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和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需要注意的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实现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并非只有一种范式,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实现。总体而言,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的皇权专制或是殖民帝国体制。但是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不过,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但它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比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却难以引起共鸣。近年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民粹主义相融合,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的强劲挑战。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可能是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在这场思想冲突中谁胜谁负,尚待长期观察。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人类的宗教信仰不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同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平等与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关系。事实上,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国家稳定得多,寿命长得多。但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亨廷顿所言的 “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局部的政治失序经常发生,但全球政治体系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然而近年来,大国地缘政治争夺愈演愈烈,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冲突时起时伏,尤其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肤色不同的族群被迫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愈发困难。未来的全球秩序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最后,王缉思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另一方面,“公正”和“信仰”也正在变成新的两大主题。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两大问题,世界政治的进步便是有限的,甚至可能倒退。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依旧需要研究者开拓视野,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王缉思教授的发言结束后,几位与谈人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包刚升副教授首先从危机切入,回应王缉思教授论及的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法治和民族主义的趋势在西方是相关的。全球民主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二老一新”问题——税收与贫富差距问题和族群宗教文化多元主义问题。民主政体的运转高度依赖公民共同体的构成和体制,而目前西方社会同化移民的速度慢于其移民人口增加的速度,移民人口不能被充分同化,或者同化速度不够高,公民共同体的构成及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包刚升副教授继而指出,民族主义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现实主义。西方从1945年到今天大约72年的时间中,自由的道德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基本上是社会的主流氛围。然而,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并不能解决当今的挑战。包刚升副教授认为,西方需要转向更现实主义的方向,而民族主义即是现实主义的呈现形式。民族主义是一种很有力的动员手段,至少能抓住社会当中大部分人口,把握好这个方向对西方国家和世界走向非常重要。第二个难题是新兴的民主政体能否解决好转型、巩固和治理绩效的问题。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转型顺利,但仍有三分之一遭遇挫败,总的来说喜忧参半。新兴国家能否用好民主方式去解决问题,涉及到世界对民主政体的信心。

随后,包刚升副教授针对宗教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所谓宗教的复兴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复兴。19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总体上西方占优势,伊斯兰教一方处于被动局面。而如果伊斯兰世界寻求改革和世俗化,则会被认为是倾向西方,对内无法实现自我革命,对外又无法和解,陷入难以超越的状态。包刚升副教授担忧,伊斯兰教的复兴可能存在一种困境: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会导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处在一种难以自拔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而如果出现这样的格局,人类的迈进便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包刚升副教授谈及了全球化不可逆转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与商品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宗教的全球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全球政治的分歧本来就存在,但是过去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矛盾不易激化;当今全球化要求在技术、经济和人口方面实现全球融合,但分歧并未因此解决,故而全球融合和全球分歧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突出。

 

 

 

 

 

针对世界政治进步与否这一问题,朱文莉教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倾向于悲观的态度,认为政治的退步是可能的,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甚至可能会进入倒退模式。朱文莉教授认为,民族民粹主义可能会战胜自由主义有三个依据。一是由于自由主义的胜利成为了自己本身的敌人。在和平与发展方面,自由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财富的聚集并不能带来公正的分配,于是出现了许多反弹。二是技术的两面性,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颠覆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第三个因素来自于分配,财富向最顶层的百分之一聚集,连次高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中没有进入百分之一的部分也被抛在后面,造成非常严重的资源、财富分配不均。朱文莉教授认为,如果民族民粹主义胜出,则很难完成和平发展任务,也不能完成公正的任务。历史上,民族经济没能像全球经济时代那样积累财富、改善经济状况,民粹政治也大多以失败告终。民族民粹主义会制造分歧、分裂和歧视,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如果非理性的一方在二者对垒中胜出,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不乐观的。朱文莉教授进而分析,虽然有诸多因素推动,但是民粹民族主义的胜利距离成为现实仍有一个过程。她认为美国虽然存在来自于非理性情绪的挑战,但是也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因此对于美国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对于欧盟,朱文莉教授则表示谨慎悲观。欧盟的经济定位错误,政治定位模糊,文化定位也有极大的问题。在15年难民潮到来时,欧洲政客没有正确区分难民和移民,带来极大影响。如果欧盟失败,美国谨慎乐观的前景无法实现,那么在短期内便有可能进入“倒车”模式。

 

 

 

 

刁大明副教授认为,国家本身出现了“倒车”的情况,但也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进步的窗口。当今是一个“加速时代”,其特点是全球化和技术提升。社交媒体的出现,分散和解构了话语权,带来政治文化的突变,进而导致政治文化的变化速度大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而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便是既存体制能否适应或回应这种变化。美国的灵活性过剩虽然助长了加速时代对这个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美国长期以来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特朗普在体制框架内用美国反对美国,实际上也给了美国一个重构自己角色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影响美国人抛弃分歧,共同寻找解决道路,推动美国的下一次进步。

 

 

 

 

唐士其教授指出,世界政治是在进步,但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他强调,人类对于政治的认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政治当私有财产,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变成公共服务的平台,现在或许处于过渡阶段,但已经不可能回到第一阶段,这是进步的体现。再者,二战以后,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成为政治的基本目标,越来越多公民受到尊重,人们不会被随意奴役、杀戮;这亦是政治的一大进步。最后,自由主义的基本点在于保障政治权利的绝对平等,而在面对难民问题时,自由主义没有办法回应平等待遇的要求。所以说,自由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明确政治进步的标准,但也要找到处理危机的方式。

 

随后,与会者与听众又针对世界政治进步与否、美国政治危机和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袁明教授作总结发言,她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样的大问题,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世界政治变化,展开更开阔、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