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3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作主题报告,题为“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近年来,文本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写本时代中文学文本的不稳定性问题,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叶晔老师表示,他的研究方向在宋明文学,这一历史时期因为印刷业的发展,文学文本的形态及其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宋明的情况本不适合去讨论中古的话题。但古代文学研究亦须具有通贯意识,他希望在解决明代文学实际问题的同时,看看在“文本”研究的内部,有否可能形成近世文学与上古、中古文学的一些对话。
叶晔老师首先提出了“文本凝固”的概念,指出这是一种建立在印本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全录式”分体总集与大型文学丛刻的编纂、刊印。它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二者有先后之别,“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主要借助宋代印刷业的兴起得以实现;而“文本汇集”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及明嘉靖以后出版业的复苏与再繁荣。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出版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固的时代使命。
近年来,作品异文被视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明代在汉唐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先生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纷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同样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强调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在回顾学界已有的研究路径之后,叶晔老师希望将关注点从有关读者接受的社会文化问题,转移至较纯粹的文献文化史问题。他认为可以暂时不去讨论“意义的凝固”,而是先试着讨论“凝固的意义”,探究“文本凝固”如何在阅读史层面形成“经典时代”及“文学代胜”的文学观。
叶晔老师坦言,古代文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一般来说,是作家及其原创的文学作品。作家的创造力与能动性是评价古典文学的重要标准。明代因有文学复古运动相始终,故评价一贯不高,唯有通俗文学与晚明性灵文学闪光于文学史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学史观中,“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理应是“新经典的开始”。但如果我们将“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视为“凝固的开始”,那便是一个“古典文学”从鲜活的生长者转变为稳定的宗法对象的过程。若此路径成立,我们或可对“先作者后读者”的传统范式作出调整,换以“先读者后作者”的角度,探究作家个体的阅读经历与知识结构,甚至可以代表某一时代“标准读者”的普遍阅读书籍与常规知识体系。复古思潮中的明代文学,尤其具有代表性。
最后,叶晔老师指出,有关“经典终结”与“凝固开始”的话题,明代并非唯一的朝代,汉代同样是一个“经典终结”与“凝固开始”的时代。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刘向、刘歆等人的古籍整理活动,让先秦文献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各种经部、子部著述,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西汉学人重新编定后的文本。以上文献特别是经部著述在汉代的凝固,深刻地影响了先秦学术在后世的传播。而事实上,集部文献在明代的凝固,对汉唐文学之批评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人“以复古为创新”,正是古人经学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及批评上的一种投射。如果我们将文献文化史视野下的“汉”与“明”,同置于中华文献之文本凝固与思想再创造的历史长河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亦未可知。
邓小南院长为叶晔教授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