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0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路国权作主题报告，题为“反思与重构：春秋史的时空结构和过程”。第七期邀访学者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李开元、景跃进、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路国权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这项研究的缘起、主旨与思想转进的过程。在北大求学和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开始接触到东周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两大聚讼已久的问题：一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二是春秋内部的分期和分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考古学界陈平、刘绪、刘彬徽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东周考古研究中时间标尺混乱，给比较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和麻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东周考古分期标准。路国权老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提出了新的东周青铜器分期断代体系。但是当运用新体系在考古学界开展学术对话时，他遇到很多障碍和阻力。路国权老师自嘲“人微言轻”，观点未受重视，却也被激起深入探究的勇气。

本次报告，前半部分主要围绕文献史学界关于春秋时期的研究展开。经梳理发现，文献史学对春秋史有二分、三分、四分、五分、七分等五种不同观点，其中四分出现最早、拥趸最多，是主流观点。但是，一方面由于194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黎东方《（部定大学用书）中国历史通论（春秋战国篇）》等教科书明确使用春秋史三期分法并说明年代框架，易于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顾颉刚、张荫麟等著名学者将公元前770—前723年不称为春秋时期，将公元前722—前481（或前473、前482）年称为春秋并分为三期——上述种种客观上助攻春秋史三期分观念进一步扩大。两项叠加致使人们形成史学界“习惯”将春秋划分为三期的错误观念，掩盖了四期分主流观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大学生在1949年进入考古领域后，将“三期分”非主流观点引入到考古学中，形成思维定式，这是东周青铜器和考古分期断代中，学者们大多将春秋分为三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症结。在辨析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路国权老师提出了春秋史四期分的新体系和特征。

报告的后半部分转入考古学界关于春秋的分期断代研究。由于陶器缺乏纪年，东周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以往青铜器分期断代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套用文献史学中春秋史的某种分期断代框架；二，将东周六等分为六期；三，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以之作为终点做加法，按照一百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和断代；四，以公元前770年作为起点做减法，按照一百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和断代；五，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将春秋和战国分别三等分为三期；六，先选定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再依据历史事件或王公纪年来确定内部的分界；七，先选定终点，按照六十年一期的标准分期；八，以青铜器研究本身为主，同时参考文献记载的历史形势。

路国权老师认为，历史和青铜器的演化从来不是匀速发展变化的，“等分”观念没有科学根据和历史依据，从根本上不能成立。另外，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一般公认为春秋时期是变化最快的时代，这在青铜器上应该也有反映。西周青铜器普遍接受陈梦家三期分，“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如果以100年一期的标准划分春秋青铜器，那么春秋青铜器及历史的变化反而不及西周快，与一般历史常识相违背。路国权老师表示为，按照人为主观设定的标准搭建时间框架，然后在框架中放置青铜器的方法，非“量体裁衣”，面对具体材料时难免“削足适履”。这在方法论层面存在巨大瑕疵。正确的方法应该建立在青铜器本身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其存在背景即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将考古学年代学研究方法与文献史学历史背景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最后，路国权老师特别指出，苏秉琦《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运用考古学自身研究方法都将东周考古材料划分为七期（其中春秋分四期），但是在与文献史学僭居“主流”地位的春秋史三期分法进行整合时，不得不“削足适履”，被迫调整为六期。文献史学的长处在于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而考古学的长处则在于将物质文化资料转化为史料，并透过物质文化史料观察到历史事件背后的结构、阶段以及发展过程，并考察文化格局和宏观体系的调整与变化。在与文献史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时，考古学者需要拥有足够的学科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