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李丹婕老师
2020年11月5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李丹婕老师，报告题目“在中古北方边疆发现历史——基于对唐前期的若干观察”。第九期邀访学者韩琦、陈志平、丁得天、李鸣飞、陆蓓容、孟庆延、邱靖嘉、吴敏超、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李丹婕老师表示，和现代民族国家划定基本清晰、固定国界线的情况有所不同，王朝时期的国家版图处于不断膨胀和收缩交错的状态中——从北朝末年到隋统一南方再到唐朝前期（7世纪末），中原政权的版图总体呈现不断向外扩张的趋势，北部边疆尤其明显。唐朝初叶，版图甚至一度扩张到了漠北，鼎盛局面维系了近半个世纪。
唐朝初年实现对大漠南北的支配，不乏军备、战争的因素。但是，中原政权，特别是唐朝向北扩张，将相当数量的北方游牧部落纳入支配，并不止是靠军事征服实现的。那么在这一扩张过程中，中原政权或者说唐朝得以成功的原因和手段是什么？进一步说，当中原政权的支配领域扩张至大漠南北时，其权力运作的形式和实情又如何？这些就成为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具体分析的问题。
隋大业八年（612）
李丹婕老师认为，既有边疆沿革史、四夷民族史或政权关系互动史的研究框架，多以政体为叙事出发点，但事实上，边疆地带的人往往有着多元可变的身份、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阶层分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份转化也会造成自我认同和政治选择的变迁。这些多变性促使我们尝试从人的行为与人的互动关系视角，来审视唐朝前期北方边疆的历史。唐朝前期，北方游牧部落和中原政权遭遇后的互动过程中，羁縻府州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枢纽，考察这一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有利于我们发现历史大势之下的史事细节。
隋末唐初，称霸东亚的是突厥汗国，当时包括李渊在内的割据政权都想方设法以突厥为奥援，突厥的强盛甚至一直延续到太宗即位。高祖武德年间，突厥对华北地区的侵袭极为频繁。当然，这种频繁的侵袭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突厥汗国需要通过战争来维系国内的稳定和生存，其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李世民即位前后，就陆续有北方的游牧部落南附，大部分被唐朝安置在关内道北部。除了主动归附唐朝的部落，一直追随颉利可汗的力量也在贞观四年被唐朝击溃。针对这批人，唐朝在阴山南麓设置了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突厥汗国崩解后，原在突厥汗国麾下却处于外围的铁勒诸部，继续在漠北活动，其中薛延陀部力量较大，拉拢铁勒诸部，建立薛延陀汗国。这些铁勒部落最终在贞观二十年薛延陀被击溃后，转而接受唐朝统治。于是，至贞观二十一年，漠北也被唐朝纳入了府州体制。唐朝设立了燕然都护府，以沟通诸部和朝廷之间的联系。
唐总章二年（669）
上述二十年间陆续南附的北方部族，形式上都被编入府州体制，但具体分析起来，唐朝的处置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大体来看，从空间上，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其一、河朔地区的游牧散众，具有州县化的现象，划分区域，离散与重组；其二、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下辖执失州、阿史那州等诸州；其三、漠北铁勒诸部大致确定各部的分地，据大小设为府州，并以地名重新命名，比如瀚海都督府（回纥部）、皋兰州（浑部）等。
从时间先后和空间布局两个方面将入唐游牧部落的处境加以区别，我们能发现，唐太宗及其谋臣，对于北方的对手或邻居极为熟悉。他们明显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若结合相关材料对统辖这些游牧部落的官员身份稍加追索，我们对具体情况还会有更多的认知。
顺州都督突利可汗、北开州都督阿史那思摩、北宁州都督阿史那苏尼失、北抚州都督史善应等，或是早结款于太宗，或早为太宗的心腹，甚至蛛丝马迹透露出有些人在唐朝击败东突厥汗国的过程中充当了内应。关于这一点，墓志反映的阿史那摸末家族和李家之间的关系尤为典型。因此，贞观四年颉利可汗被俘之后，北方游牧诸部随即推举太宗为“天可汗”，这显示了太宗在突厥贵族心中的形象。与其说这些部落贵族背弃突厥转投唐朝，毋宁说是他们其实选择了新的“可汗”。太宗也通过结盟、联姻等手段与这些突厥贵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任命他们为诸府都督，掌管军政大权。因此，就唐初针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统治方式而言，王国维、蔡鸿生等先生指出，唐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吸收突厥旧制的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阿史那伽那墓志》，志主为夏州宁塞县人
《执失善光墓志》，《执失善光墓志》，执失思力弟执失莫诃友（支）曾“持节执失等四州诸军事、执失州刺史”
至于羁縻府州的内部形态，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一组吐鲁番文书，这组文书被剪成了鞋样，共有36个残片。新获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根据笔迹、纸质进行了拼缀复原，结合另外一件2004年在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件相关的粟特文文书，基本上可以判定这组残片原是西州都督府的公文书。这几组文书中非常难得地出现了燕然都护府、西州都督府、大漠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葛逻禄、沙陀等名词，据此，我们除了对龙朔初年葛逻禄部落破散一事有所了解外，还清楚看到，纳入唐朝府州体制的游牧部落通过文书形式与唐朝不同相应级别的官府进行政务沟通，其事也可层层上达至东都尚书省。但同时也发现，在实际操作中，朝廷之命难以及时落实，其中一个因素在于，羁縻府州内部仍维持着本来的部落组织，具有多个层级：大漠都督府下辖炽俟部，其中又包含步失达官部落，下又分众多小部而各有首领，而这一层级的首领，对于普通部众而言具有切实的权威性和调遣权。也就是说，唐朝府州体制的都督、刺史之下，尚存在多个层级，而在基层，则是众多可灵活迁移、关系松散的小型部落。这就为唐朝府州体制的落实造成了实际的困难和障碍。
文书残片局部示意（整组文书参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309—326页；初步研究参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葛逻禄部落破散问题》，《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12—44页。）
总之，唐前期北方边疆的历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一时期草原和中原的政治传统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兼容性，这也与太宗朝强人政治的气质密不可分。因此，天可汗这一名号的出现，是和李世民个人的战功、能力和政治魅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自出现以后，这个名号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只有在初唐，它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此后北方边疆局势演化的线索，还值得继续仔细梳理。
报告后，吴敏超老师就这一研究如何在研究范式上有所贡献提出了建议，陈志平老师探讨了墓志材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问题。邱靖嘉老师谈了辽朝针对女真部落的统治形式，并建议从长时段、比较的视角讨论了羁縻制度的实际运作形态。丁得天老师强调了政权更迭时期特殊的历史意义。韩琦老师提示应尽可能多利用同时代的考古和文献材料。邓小南老师指出，对于中古北方边疆发展史的探讨，要从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等多层面去组织材料，分阶段、分区域地加以讨论，注重中央政府主导的同时，应充分结合地方地理特点和生计方式，在更为立体的框架中展开叙事。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李丹婕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