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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103】余旸: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26

主讲人余旸老师




2021年4月6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余旸副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溦萌、孙承晟、吴华峰、徐永明、张昭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在进入1937年抗战爆发后卞之琳的思想转变分析前,余旸老师首先解剖了抗战爆发前卞之琳的思想认知状态。余旸老师指出,卞之琳1937年前的诗歌发生了风格上的系列转变:从早期“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到带有明显的相对观念(小大、远近、虚实、古今、内外)思辨风格的诗歌,而后发展出“生生之谓易”的人生认知。余旸老师认为,虽然历来的文学评论与研究,均指出卞之琳诗歌具备智性特征,但对这一系列风格背后的思想认知意义,却含糊不清。实际上,卞之琳思索、把玩诸多相对观念——小大、远近、虚实、古今、内外,指向是获得如他在《圆宝盒》一诗中展示的,可以超越现实的、“圆宝盒”所象征的“慧心”。也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卞之琳接受的以纪德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产生作用。


欧洲后象征主义诗人作家的这些艺术观:诸如“开花在时间之外”“时间崩溃了”“一个结晶—一部分的乐园”“一点神话而已”……,多少具备了西方思想——或者基督教,或者柏拉图的“理念”——的背景,也与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艺术取代宗教”的趋向有关。但卞之琳在接受这些艺术观念的时候,将它们中国化为“心得”“悟”“道”“智慧”等。在《成长》一文中,卞之琳明确将西方象征主义表现为静态的“乐园”转化为动态、相对的中国式人生观。卞之琳模拟孔(子)庄(子)互辩问答的方式,对比了相对主义(庄子)与绝对主义(孔子的“中庸之道”)人生观。但无论相对主义人生观,还是绝对主义人生观,最终都要经受“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死亡考验。卞之琳转化传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来化解这一终极困惑,并将之清晰表现在1937年写作的《白螺壳》的诗句中——“黄色还诸小鸡雏/青色还诸小碧梧/玫瑰色还诸玫瑰”。


如果说,1937年抗战爆发前,卞之琳已经发展出有一定逻辑的人生观来解决个人的身心困惑;抗战爆发后,“历史”闯入他的视野。像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所说,此后他的写作不再是个人人生感受,而是“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抗战爆发后,卞之琳经武汉到成都担任四川大学的教师,后又与何其芳、沙汀夫妇一行四人于1938年8月到访延安。1938年11月,则与吴伯萧一行五人,作为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的成员,去晋东南地区随军采访。1939年9月卞之琳返回四川大学,暑期遭到解聘,随后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在这一往返奔波过程中,卞之琳展开了一系列战地书写:《晋东南麦色青青》(随笔)、《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报告文学)、“奇观小说”(小说)、“慰劳信集”(诗集)。1941年皖南事变后,卞之琳深受打击,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后烧毁,仅剩残余的、已经发表过的片断)。余旸老师指出,从未去延安前写作的《地图在动》到这一系列战地书写,卞之琳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特征。卞之琳曾引用一位法国评论家评论纪德的话来把握纪德,余旸老师则挪用来概况卞之琳这一特征:


因为纪德的理想小说,如他在《赝币制造者》里所阐明的,也如斐南台士给他摘要说出的“不是画的‘我’,也不是画的‘别一个’,当作唯一的人物的‘别一个’,由于赋给他的重要性和对他的熟悉而不同于别些人的,而是画的‘全体’,还不是反映于‘我’中的‘全体’,而是‘每一个’所表现的,所经验的‘全体’。”也即,群体中的“每一个”,都要表现出所体验出的那个“全体”


安德烈·保罗·吉约姆·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通过对吴伯萧与卞之琳同一行程三篇随笔进行比较,余旸老师指出,在卞之琳战争系列书写中的那个“全体”,即为在1938-1939年动态历史进程中全体军民不同阶层潜藏的抗日热情、人心觉醒汇聚而成的历史大势,而这在卞之琳后来自身的理解中,则是其“自然历史观”——包含了历史、人生、生命乃至自然在内“天道”的一个“宣示”。随后,余旸老师较为详细地解释了卞之琳理解的“自然历史观”的具体含义,也即自然也好、历史也好,都处在“生生之谓易”的螺旋旋进的运动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旸老师认为,卞之琳抗战爆发前的象征主义艺术观,在把握1937年后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扩展,发生了变化。当“历史”被卞之琳作为象征来加以处理的时候,1941年初“皖南事变”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卞之琳就将其作为“螺旋旋进”自然历史观中顿挫的一环来加以把握。随后,余旸老师勾勒出了卞之琳这一“历史作为象征”艺术观在1937-1949年的发展变化过程。


报告最后,余旸老师指出卞之琳这一“历史作为象征”的艺术观提供的三个启示:一、对比穆旦,余旸老师认为,两人同样经历了1940年代战争的整个过程,且就与中共推动的历史革命进程关系而言,都外在这一过程。卞之琳由于坚持这一具有较大包容度的、相对、超越的自然历史观,在历史漩涡中展现出一种笃定的智慧感,表现在写作上,则为一种脱略、相对、渐趋透明的乐观风格。穆旦,与卞之琳不一样,修辞错杂、风格沉郁,陷于社会、历史的漩涡中,表现为绝望与希望交替反复的张力中向“主”祷告的挣扎呼求模式。有些诗,比如《从充实到空虚》《神魔之争》或者1948年的《诗》里,还设置了历史/自然的二分法,“历史”(经验)是沉沦、绝望,充满了纷争与喧嚣,而自然(以“小红花”、“森林”)则是天真的,或者是死后所处的一个息止了纷争的静谧世界。


第二,卞之琳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有机集体组织,第一次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可以把握的对象。写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时,卞之琳秉持着“画全体”“每一个所表现的,所经验的全体”的艺术原则,力图展现出那个在战争中不断运动成长着的团体整体,以及第七七二团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在历史势能中展现出的生命意识的成长。在1949年2月大局底定的形势下,卞之琳为该书写序时,因为第七七二团战争中展现出的组织凝聚力、活力,以及不断涌现的行动力,他将其作为一种“可借鉴的榜样,预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构型。”


第三,则是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卞之琳“历史作为象征”的意义。正如穆旦在《春》中展开所描述的:“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将“个人”从血缘地缘的传统关系网络羁绊中召唤出来。按照近代思想家的构想,这些被召唤的孤独个体,将通过现代原则建立的团体(1920年代主要为政党政治)聚合起来,从而使传统中国由“沙聚之邦”变为现代“人国”。卞之琳、穆旦、吴伯萧、何其芳等,作为“五四之子”一代,接受过五四的洗礼。这些小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却有着各自不同的际遇与心性,展现出了不同的主体性状态。就与政党政治(尤其中共)这一“新的组合”的关联而言,吴伯萧与何其芳展现出了彷徨、忧郁的小知识分子的孤独“个我”,被“我们”(政党政治)群体吸收的典型案例;卞之琳的主体自我依赖于动态历史中对“天道”的把握——因为这一既灵活又相对以长时段看待历史的自然历史观,卞之琳既不能轻易地被政党政治所吸收,也不易被具体的时势左右,呈现出较为独立、笃定的主体状态;穆旦虽与卞之琳一样,无党无派,没有“伸入新的组合”,但他诗中的自我主体,陷入具体、失序的历史漩涡中,载浮载沉,身心难以安定,从而在诗中出现了于痛苦绝望中向主求助呼告的心理结构。


围绕余旸老师的报告,与会学者围绕文学与历史关系、“主体性问题”、诗歌在当代社会的位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余旸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