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伊始，张浩老师指出，在交流会的“坦白从宽”中，他已提及一直受困扰的问题是农村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得出的判断是农民群体自1949年以来一直受到一系列的体制性束缚，迄今仍有不少束缚尚未解除。社会学的前辈费孝通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研究，总结为“志在富民”，那么他也立下一个小小的期许，希望自己的研究多少能够有助于还权赋能于民。中国社会一向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力道太强，民众往往相对被动。所以他在做研究尤其是政策性研究时，往往会下意识地问一句：老百姓会怎么看？

张浩老师提到，改革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土地制度的研究几乎都是经济学家在做，很少听到社会学家的声音。他最初下田野做调研，也没有理会土地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田野工作，观念有了改变。一方面在梳理学界前辈关于乡村的研究时，他注意到与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前辈如梁漱溟等都曾关注土地问题，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以苏南地区土地占有上的一种特殊安排作为分析的起点；另一方面这些年在各地东奔西跑，越来越感受到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农民对土地制度安排的诉求。既然土地问题如此重要，学界前辈又有研究的传统，何不捡拾起这个研究传统呢？他因此转向对土地问题的关注。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书影

在苏南的江村做调研时，他注意到大部分村组都在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农地调整，有五年一调的也有一年一调的。苏南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农地收入在当地农户全部收入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位置，农户为什么还这么看重农地呢？这种背离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国家政策坚持进行土地调整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吗？这构成了他最初的问题意识。

自改革之初推行家庭承包制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目前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套基本经营制度背后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占有与分配的产权制度安排，包括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以及新近由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国外学者认为，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政策设计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是“有意的制度模糊”，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回旋空间和余地。但在张浩老师看来，这种说法其实表明了作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缺乏了解。这样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与其说是“有意的制度模糊”，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权宜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因此，家庭承包制在确立之后持续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外部压力主要是对家庭承包制本身的质疑，构成了承包制本身的稳定性问题；内部压力主要是土地承包之后持续面临农户要求随着人口变动调整土地的普遍诉求，构成了承包地块的稳定性问题。

从政策走向和制度演化的轨迹看，决策者在综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选择了一条持续稳定承包地权的道路，包括保持家庭承包制本身的稳定性和保持承包农户与承包地块的关系稳定性。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便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又一次努力。

不过，政策的出台是一回事，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是另一回事。广大农户对于农地再延包政策是什么看法呢？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张浩老师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农户的认知和态度：第一，对于新一轮再延包三十年政策的看法；第二，对于新一轮承包期内要不要调地的看法；第三，对于进入新一轮承包期时要不要调地的看法。

他进而指出了该项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指出做好下一步的政策衔接是顺利实施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的关键。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张浩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