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盛珂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重新发现生活的复杂性：由‘天泉证道’‘到‘淮南格物’”。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慧怡、包伟民、陈文龙、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刘清华、刘文飞、陆一、欧树军、王明珂、赵丙祥、山部能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王阳明特别提出良知学说，是为了给出人成为道德人的内在动力。因此，良知在阳明学里面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是道德意识或者道德行为的动力，同时也给出道德原则。良知的这种双重性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在阳明思想最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天泉证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
“天泉证道”是阳明学传统中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出发远征之前，阳明特意将两个重要的且争论不休的弟子叫到身边，确定自己的思想传承的最终意涵。争论围绕着阳明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展开。在王龙溪看来“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王阳明并不否认王龙溪的 “四无说”，但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够秘而不宣，坚持自己所说的四句教法。那么，王龙溪的“四无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背离了或者说推进了王阳明的四句教法，使得阳明如此敏感地意识到将会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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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现场
当王阳明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时候，他表达的其实是，良知本体是在我们可能出现的善恶判断之先的，日常世俗生活中的善恶判断当然无法应用到良知本体之上，是因为有了良知本体的判断，才有了善恶。王龙溪将阳明的这种思想推到极致，表现出彻底地拒斥现实世界的道德原则的倾向。由此，王龙溪用他对于超越的、良知本体的特有坚持，拒斥了这个琐碎的、变化多端的、无从掌控的世界。良知永远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而世界则是不重要的。看上去，王龙溪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安稳的世界中，然而，这样的理论真的能让我们更好当面对生活吗？明代出现的很多问题，例如士大夫中间弥漫的“戾气”、空谈心性、无法“应事”、处理现实世界问题的具体困境等等，是否受到了心学传统中隐含的这一倾向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在阳明的另外一个弟子王艮那里，已经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反思和调整。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提出了著名的“淮南格物”的说法。以往的研究，常常直接将王艮看作在根本上是与王龙溪思想一致的，未能充分意识到“淮南格物”说的独特意义。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黄宗羲撰写《泰州学案》的影响。
实际上，当王心斋谈到“格物”的时候，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作为“八条目”之一的格物，而是指向“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即是安身，即是儒家一直都非常关注的“出处之道”。
心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君有三，君有可讽，不可讽；君有可谏，不可谏；君有可犯，不可犯。匪石之贞，不可与几。”这段话前面是说，事君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其实就是君主有三种不同的类型。比较有趣的是后面一句：“匪石之贞，不可与几”。在心斋这里，“匪石之贞”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单纯坚持个体的内在道德品格，并不足以“与几”，不足以参与复杂的现实，处理现实问题。这句话表现出心斋思想面对的最大问题，以及与阳明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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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沈贞《竹炉山房图》（局部）
阳明心学在处理个体内在道德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是一个自足的、完备的学说。即便是像龙溪那样，将阳明的致良知教在理论上推到极致，在个体道德领域，仍然可以是一个自足的、圆融的理论形态。这是因为，个体道德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自我把握和控制的领域。身为“主体”的“我”在理论上，假如有足够的勇气，用龙溪的话来说，就是“信得及”良知，对内在性的良知有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则完全可以“自由”地做出判断和行为的决定。这在根本上源自在道德行为领域，道德价值根本性上的个体性。
然而，当我们试图将这种道德行为的模式通向政治领域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政治领域，之所以为政治，就在于它是不同的行为和判断主体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同的主体，就是不同良知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我们永远无法预测我们行为的结果和影响。
面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在理想中，坚持对于单一的良知的信任。但是，这种对于良知的信任无助于我们处理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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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盛珂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这就是心斋关心的出处问题。在个体道德领域完满自足、畅通无阻的良知，进入政治领域后遇到阻碍。这种阻碍就是来自于政治领域中对于现实条件、对于他人等等条件的依赖。因此，在政治领域中，心斋认为，我们在良知之外需要另外一种知识，一种关于现实情境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确认清楚，现实的情形是否有可能推行儒家的道。这就是“淮南格物”的想法。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心斋的“淮南格物”看作是阳明后学试图重新回归生活经验，在良知的“笼罩”之下，重新发掘和面对生活的复杂性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