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未名学者系列讲座”第三期，该讲座由兴全基金资助，旨在展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分享其思想发现。此次讲座主题为“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程苏东讲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何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评议。
程苏东老师以后人对《史记》的二元性评价为切入点，引出本场讨论的主题——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史记》中的“文本失控”现象。“文本失控”是程苏东老师在研究《汉书·五行志》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文本的编钞者在整合多元文本来源，或尝试将某种意识形态植入既有文本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真正弥合异质性文本的内在张力，文本常呈现出割裂、突兀、重复、矛盾等多种失序现象”， 传统的研究大多从辨伪学、校勘学、史源学层面展开，而在文学批评的传统视域中，这类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谓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种种错谬、失序之处，因此历来为文学评点、研究者弃而不顾。但是程老师却认为，正是这些失控的文本向我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们深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接着，程老师就通过对《史记》中“失控的文本”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处理这些史料时的困境与挣扎。程老师将这些个案分为四类：一，史实记载前后重复；二，史实记载存在内在逻辑矛盾；三，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四，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导致叙述脱节。
程老师所举的第一类的典型案例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的家世记载：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
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显然，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欲杀舜”的核心论题，以及舜杀之则不可得的应对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现在两节文字中，显然这并不符合文本叙事的一般体例。程老师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乃是因为司马迁想把关于舜的两类经典性故事做一个统一整合的结果：即以《尚书·尧典》为代表的“道德型”故事和以《孟子·万章》为代表的“智慧型”故事。所以为了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形象，司马迁特意增加了“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这一细节，而这一细节却并不见于现存的任何先秦典籍中。从叙事学的层面来看，“更娶”这一细节完美地解释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如此恶劣的原因，并使其父“常欲杀舜”这一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从白雪公主到灰姑娘，“继母毒子”可以说是各民族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了。而这样看来，留存于《史记》中的这两节叙述虽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内在属性却存在根本差异：第一节是更加“合理”的叙述方式，而第三节则是更加“权威”的叙述方式——“瞽叟更娶”虽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恶劣环境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一说法本身却缺乏可信的出处，至少在关于舜一生行藏的几种权威文本：《尚书》、《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很显然，从《史记》的叙事逻辑看来，这样两节文字的并存绝非司马迁有意为之，而是他最终定稿时删汰未尽所导致的“文本失控”，但这一“失控”本身却帮助我们还原了司马迁在这段文本的编纂过程中一度面临的“选择恐惧症”：一个合理的叙述，与一个可靠的叙述，究竟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从两节文本都由道德型与智慧型两种文本缀合而成可知，这两个版本都是司马迁精心撰写的，但在文本的“合理”与“权威”之间，他举棋不定，难以取舍，最终将这一选择永远留到了今天。
第二类“内在逻辑矛盾”的典型案例出现在《鲁周公世家》中。如庄公三十二年（BC662）公子斑鞭荦事，程老师认为从司马迁的叙述来看，公子斑悦梁氏女而“往观”之，而其圉人既知公子斑此行目的，犹自墙外与梁氏女戏，则公子斑本人所处究竟为墙内墙外，便值得考虑。若其在墙内，则此圉人公然与公子争偶，何其大胆！而斑之鞭荦，不可谓重。若斑亦在墙外，则圉人之戏梁氏女，实恐为斑戏之也，若此则斑怒而鞭荦，更可见其无赖嘴脸。总之，此节故事极具戏剧性，然司马迁于此叙述含混不清，无论是作为史家还是“小说家”，都是不完满的叙述。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通过与上源文献《左传》对比，程老师认为此处失误极有可能是司马迁误读了《左传》原文，将“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一句读作“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又以“说”释“讲”，从而衍生出一段男女情事。而这里司马迁误读的原因，恐怕是他对于“女公子”这一说法并不熟悉所致。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刻意要如此塑造公子斑的形象，而是无心错误所致，故由此产生的文本也属于“失控的文本”。
第三类“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程老师以《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卫宣十八年宣公杀伋子之事为例进行了详细解说。《史记》中的这段故事采自于《左传·桓公十六年》，通读《左传》上下文，可知“宣姜”就是急子的未婚妻——齐女，而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叙述中将“宣姜”改称为“宣公正夫人”，从“宣姜”从夫谥看来，这一解释并无错讹，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其前文皆以“齐女”称呼宣姜，且在叙述中并未言及以齐女为“正夫人”之事，则此处径以“宣公正夫人”为辞，隐其母姓，反令读者疑惑此“宣公正夫人”与齐女是否仍为一人。因此，从叙事学的层面来看，这一改笔不得不说是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另外，《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师曹诵《巧言》一事的记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段材料取自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在《左传》的叙述中，师曹主动“请为之”，及其“遂诵之”，都充分体现了由于献公构怨在先，故师曹报复如此。但在《史记》的叙述中，司马迁虽然同样讲述了献公构怨师曹之事，但到饮酒歌诗的部分，他既未取《左传》中太师请辞的细节，更将“公使歌之，遂诵之”的叙述删略为“乃歌之”，两处体现师曹主动报复的细节都未被保留，这就使得《史记》关于献公构怨于师曹的铺叙和补叙变得冗余而令人困惑。以情理而言，即便献公与师曹之间没有私怨，师曹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要公然违背君令，让自己陷入危机。我们知道，尽管“歌”与“诵”可以互训、连用，但此二字“通言则同，析言则异”，对于《诗》三百的表演而言，“歌”与“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前者由乐师配乐歌唱，后者则多由瞽者朗诵，两者承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左传》中“公使歌之，遂诵之”的叙述是典型的“析言则异”，而司马迁似乎并未体察这里的微妙差异，故径以“乃歌之”统言师曹之行。由于司马迁未能充分把握其所据文本的内在细节，遂导致经其改笔后的文本存在冗余和令人费解之处。
第四类“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导致叙述脱节”。这一类，程老师举的案例是《宋微子世家》中宣公、穆公让国一事。从“天下通义也”、“和亦三让而受之”这些司马迁构拟的言辞、细节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宣公让国背后的大义凛然，而在这段叙述之后，司马迁特意钞录了《左传》所载“君子”之辞，明确对宣公让国之大义表示赞赏。行文至此，虽然部分叙述也许没有史料依据，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在全篇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当司马迁再次提及宣公让国一事时，却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指出“《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认为宣公让国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是造成宋国诸公子之乱的祸端。这里的《春秋》系指《春秋公羊传》，在这一问题上与传文所据《左传》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司马迁当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时引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上说，不应当是这种前后完全脱节、没有任何转折或承接修辞的生硬拼接。熟悉《史记》与《左传》之间文本关系的读者固然知道司马迁所谓“君子”系指《左传》中的“君子”，但对于不了解这一背景的读者来说，仅凭《史记》自身的叙述，我们既无法理解“太史公曰”中对于宋宣公的批评是处于何种原因，也无法理解何以被司马迁称为“君子”的史论者却作出了一个似乎并不高明的肤浅判断。这种前后异辞造成的文本脱节也出现在同篇对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
在分析完以上四类“文本失控”的事例之后，程老师又为我们总结了司马迁处理多元史料的四种基本方式：改笔、留白、补笔、缀合。正是通过这几种方式，司马迁成功地驾驭了多元的史料来源，其生成文本的异质性已经最大可能地被抹平。程老师认为，如果没有高超的文学才能，这种整合工作是难以实现的，而我们讨论《史记》的“文学性”成就，自然不应忽略其整合异质性文本的细致用心和丰富手法。但可惜的是，对于《史记》文本层面存在的“失控”现象，以及司马迁通过改笔、留白、补笔、缀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书写方式，文学研究者却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选择性失语”的应对方式，研究者们大多只关注那些叙述流畅、行文谨严的“优秀篇章”，而对于存在疏漏、错置、重复、矛盾、脱节的篇章则不予置评；同时，他们显然更关注司马迁“独立创作”的那些文本而认为其译写、杂纂而成的“依赖性文本”在文学性上无甚价值，不必深究。程老师认为，这种研究立场是值得反思的，为此，他提出可以送三个层面来进行思考：一，尽力还原《史记》的最初书写过程；二，对先秦文献生成进行类型学研究；三，在方法论层面拓展古代文学微观研究的新范式。至此，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随后，陆扬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首先，他对程老师的此次讲座以及相关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以程苏东老师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正在引领者一场“静悄悄的学术革命”：那就是对中国古代文本形成复杂性的细致研究。这样的研究是有深远影响的：首先，它使得我们对写抄本时代文本的不确定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次，它让我们对“经典文本”开始进行反思；再次，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机械的学科划分，而是跨越学科界限，打通文史哲，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眼光更高远。
其次，陆扬教授也分享了自己听完讲座后的一些心得：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古代成书的复杂性，才能深入到古人的书写世界，去体会古人面对多元文本时的矛盾与挣扎。
再次，陆扬教授也向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两点困惑：一，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失控”；二，文本是否真的可控？
提问环节：讲座结束后，师生踊跃发言，程苏东老师对这些提问做了一一回应。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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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陆扬教授的这两个问题，程老师回答道：我觉得《史记》中的这些失控的文本，有些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有些则是无心之举。至于“文本是否可控”，也是分情况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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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提问到：您的讲座中，总是将《史记》与《左传》进行对比，那么您如何确定《史记》参考的就一定是《左传》而非其他的材料呢？
程苏东：其实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有所交代，司马迁是一个特别注重史源的人，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有明确说他关于春秋的史料主要参考了《左传》、《国语》等相关史料。
撰稿人：孙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