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的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研院首位特邀访问教授樊锦诗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叶朗，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参加讨论。数百名校内外师生聆听讨论。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一本由樊锦诗教授口述、顾春芳教授整理撰写的口述史著作。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描绘了樊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求学往事，数十年来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治学经历，以及与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教授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集中展现了敦煌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传统。

讲座伊始，樊锦诗教授结合自身在敦煌开展研究的心路历程，生动讲述了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的工作经历。提及石窟考古报告，外行人往往将其视为简单的观察记录；然而事实上，要实现报告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是非常困难的。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即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临行前，苏秉琦教授专门找到她问道：“你去敦煌是做考古报告的，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吗？”苏教授告诉她，敦煌考古报告就如同汉史学界的二十四史，是历史、考古、人文社科等以敦煌为主题的多领域研究赖以存续的基础材料。带着沉甸甸的学术责任和使命，樊锦诗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敦煌之旅，但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她仍遇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第一是报告的完整性。石窟考古报告不仅要求记录石窟壁画本身的故事，更要求对考古所见的全部内容加以描述，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往往会被编纂者忽视。第二是报告的系统性。敦煌石窟规模很大、种类庞杂，因此必须事先对报告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特别要统一编写体例，进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系统的科学档案。第三是报告的科学性。石窟考古涉及的知识领域相当庞杂，仅仅具备考古专业背景尚且不足，而编写团队中的许多人员连基本的考古背景也不具备，“软件”的短板带给樊锦诗教授及其团队很大的压力。

然而为传承石窟考古学的研究传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人提供便利，樊锦诗教授并未退缩，唯有一步步摸索、琢磨、前进，最终迎来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问世。报告出版后，她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同行和社会的批评。“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卷报告不仅获得了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的首肯，更是获得了英国、日本等敦煌学专家的一致好评。该报告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敦煌石窟考古的原始资料空白，更揭示了石窟考古报告的一般规律，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对此，她轻描淡写地总结说：“我们的人才储备远不及北大、清华、社科院，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既然我们是一个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就有责任向社会提供资料。”

谈及石窟保护，樊锦诗教授则显得万分焦急和忧虑。她指出，保护是第一位的。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仍有许多待解的疑惑，必须向原始文献和文物求取答案，只要文物和遗产地还存在，后辈学人就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研究。而在没有文字或文字刚刚诞生的历史时期，文物就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依托，如果文物都消失了，研究和开发只能是“水月镜花”。“文物不是玩物”，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应以牺牲文物为代价，更不能乱拆乱改，这是敦煌莫高窟人代代坚守的行为底线，更应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指南。

樊锦诗教授有关石窟考古的所思所感，大多被收录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叶朗教授对该书价值予以高度肯定。他指出，这本书写得好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求口述人的人生经历足够精彩，第二要求执笔人能够把精彩的故事写出来。而要把故事写得好，又对执笔人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她必须和樊锦诗心灵相通，方能深切领悟其人生价值，二是必须为这本书下大工夫。樊锦诗的人生涉及敦煌历史、石窟艺术、佛教哲学和考古学，而这些并不是执笔人顾春芳的专业，因此，顾春芳必须重新学习、下大功夫。上述条件的兼备，才确保了《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高度的思想性、学养性和情趣性。

叶朗教授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本书不仅描绘了樊锦诗这个人，更刻画了敦煌莫高窟人这个光辉灿烂的群体。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提及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还提及了一大批为敦煌保护事业献身的、默默无闻的人。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会计，到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再到勤勤恳恳的园林工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于本职工作岗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默默无闻，他们人生的神圣性也在于默默无闻。第二，这本书不仅讲述了樊锦诗自己的人生，还讲述了追求永恒价值的“莫高”精神。“莫高”精神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高度依赖于心灵深处的处变不惊。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例，敦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冬天气温在零下四十二度左右，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与此同时，段文杰还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但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段文杰仍坚持思考和研究敦煌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他说：“只要进了洞，我就会全然忘了烦恼，内心一片平静，‘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叶朗教授认为，贯穿《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的思想内核正是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为亲历者的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更照亮了每个读者的心灵。

邓小南教授着重分享了樊锦诗教授与北大、与文研院的密切渊源。敦煌一直是历史学人的圣地，因而，樊锦诗教授与之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2015年，邓小南教授突然接到了樊锦诗教授的电话，谈及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情况，急迫和忧虑溢于言表；同年6月，邓小南教授赴敦煌调研，樊锦诗教授亲自带领团队实地考察洞窟的情况，条分缕析地介绍现状、分析材料，一言一行都阐释着敦煌莫高窟人的使命与担当。正如樊锦诗本人所说，敦煌莫高窟的事业是一步步摸索、试探、总结出来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守护和研究敦煌的事业中耗竭了毕生心血和精力，最终使莫高窟的考古和保护工作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邓小南教授回忆说，樊先生是文研院建立以后的第一位邀访学者。2016年9月8日，樊锦诗第一次在文研院举行论坛。此后，有关敦煌莫高窟考古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论坛和讲座，亦在北大乃至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樊锦诗离开北大半个多世纪，但对母校的情感从未淡忘——凡是来自母校师生的请求，她都事必躬亲、尽力去办。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樊锦诗从不避讳自己心路历程中的苦闷与挣扎，句句真实，从不辗转逢迎。然而，这恰恰体现出了她的质朴本真，她看似说话慢慢的、平平淡淡的，但句句经历了深思熟虑，时时展现着敦煌学人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近年来，樊锦诗所获奖项不计其数，然而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心愿还没有完成，也从未停下守护敦煌、研究敦煌的脚步和追求。无论前路多艰难、世事多繁复，她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初衷。樊锦诗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脊梁”，她永远是代代学人效法的榜样。

郝春文教授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经历指出，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和承受的。1984年，郝教授第一次到敦煌考察，当地研究人员的生活环境令他十分震惊：宿舍的桌子全部由土坯搭建而成，整个冬天都没有蔬菜供应——而这样恶劣的条件已经优于此前数十年的情况。1996年，他带领学生再次前往莫高窟，在鸣沙山沿途遇到了沙尘暴。沙尘暴如同横亘在大漠的一堵黄墙，几乎要将行人埋在黄沙之下。而敦煌莫高窟人对这样的风沙灾害早已习以为常。可以说，他们所背负的重担非常人所能背负，他们承担的艰辛也非常人所能承担。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樊锦诗教授仍然坚守着敦煌学者的担当和风骨——《敦煌石窟全集》的问世即为明证。郝春文教授指出，这部考古报告至少有以下几点价值：第一，该报告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学界对石窟考古记载的空白，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第二，开创了石窟考古报告的新范式，为此后的考古报告提供了全新的编写模板和格局；第三，使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GPS定位等最新辅助技术开展研究，大大提高了报告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部报告是具有双重价值的里程碑式成果，它不仅高度凝炼了宿白、苏秉琦、樊锦诗等学者的探索经验和成果，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参照范本，可谓总结性、开创性兼具。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夙兴夜寐、皓首穷经，取得了一大批举世公认的原创性成果，从而掌握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后辈学者应以他们为榜样，继续将该领域研究引向深入，为世界贡献中国人应有的智慧。

韦正教授指出，当前国内石窟与佛教考古领域面临较大困境，主要表现在石窟保护和人才培养两方面。一方面，石窟遗址的基础保护工作仍有欠缺，许多重要遗址存在严重破坏和过度开发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研究院所管理和保护的石窟遗址大多保持了相对完好的面貌，这离不开樊先生及其同事多年的努力和疾呼。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他们迎难而上、通力合作，完成了极具前瞻性的敦煌保护规划，建立了科学的保护体系，为有效保护石窟遗址的原貌树立了杰出典范。另一方面，石窟考古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存在缺陷，缺少复合型背景人才。石窟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最特殊的门类，仅有普通的考古知识是不足以研究好的，但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考古训练，也无法完成石窟考古。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是历史、考古、佛教等多领域的大家，几乎具备了石窟寺考古所需的全部学科背景。但在现有学科体系下，很难培养出像前辈学人一样兼具多学科背景的考古人才。石窟考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韦正教授还对樊锦诗及其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报告撰写工作表示高度赞扬和钦佩。在韦教授看来，每个考古人一生至少应该编写一次考古报告，否则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学者。然而，若要一生从事这项工作，却极其考验学者的耐心和恒心。初到敦煌考察的人很容易对当地的一物、一景保持强烈的好奇心；但长期身处敦煌的学者，需要一颗极为强大而平静的内心，才能时刻保持对研究对象的新鲜感和敏锐度，尽量减少报告撰写的差错。这显然是比物质环境或其他困难更沉重的心理压力。

最后，执笔人顾春芳教授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樊锦诗教授的密切接触与交流经历。在她看来，樊锦诗教授的可贵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为学，二是为人。在为学方面，樊锦诗教授总是尽自己所能，提携和鼓励后辈的学术研究。顾春芳教授曾写信向樊教授请教与敦煌研究相关的材料，过了不久就收到了樊教授的回信，信中详细描述了相关材料所在的书籍，甚至具体到书籍的版本和页码。这对于年至耄耋且长期从事繁重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学者而言，是相当可贵的。为人方面，樊锦诗教授的平易近人和勤俭节约也令人折服。由于敦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长期以来，樊锦诗已经养成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衣服破了，就找一块新料子补起来；外出吃饭，必定餐餐光盘；旅居宾馆时，她会将用过的一次性制品带回家继续使用。2018年，樊锦诗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一时间，采访、活动邀约纷至沓来，但她推却了一系列安排，坚持要亲自完成新书的校对工作。这样一位功勋人物，在选择新书的封面时却犯了难——因为樊先生从未拍过一张正式的单人照。震惊之余，顾春芳教授约请摄影师，用一天的时间拍下了这张封面照片。用顾教授的话说：“我们应该把欠她的都补偿回来。”顾春芳教授最后指出，北大的考古学科一直有一种精神传统，就是要守护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之根。贯穿樊先生考古报告和她一生考古事业的正是这种精神气质。

《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不仅记载了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展现了敦煌莫高窟研究的发展史，更描绘了一代代敦煌莫高窟人的心灵史。为保护这座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研院也将持续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发挥多学科交流互动的平台优势，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密切合作，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作出贡献。

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阅读此书，让难得的莫高精神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