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5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如何解读现代中国的思想——《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研读会”。《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作引言，文研院邀访学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历史系副教授郑小威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文研院邀访学者、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展开。活动伊始，郑小威老师对这本书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列文森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学者，他优美磅礴的文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和历史的丰富了解、有意识地以自身研究修正韦伯观点的问题意识，均使这本书成为当之无愧的西洋汉典。列文森的一些著名论断，如“从天下到国家”“君主-官僚体制的内部张力”“儒家传统的博物馆化”，至今仍是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起点与回应对象。本次研读会希望借刘文楠老师重译这本书的机会，讨论在当今社会重读列文森的意义何在，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激活学术思想、如何将中国思想重新融入到世界故事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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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著、刘文楠译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

接下来，刘文楠老师做引言。刘老师首先指出，因为列文森去世甚早，所以虽然他进行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但并无机会亲自到访中国大陆；对一个学者而言，无法实地考察其毕生研究课题涉及的地域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对列文森的共情而非苛责，是刘老师思考的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刘老师分享了这本书三个富有启发性的面向。其一，列文森的研究方法。在列文森看来，思想史不是作为名词的、固定的思想的历史，而是思想的人的历史；人在不同的整体环境中、面对着不同的反方观点时所抱持的同一思想，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新文化史或者说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其方法论核心与列文森的主张相似。其二，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用以理解西方的话语世界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我们应当对存在一个不属于任何特定文化的、共同的话语世界有信心。其三，列文森的一个重要立场是“有自觉的多元主义”，或者说是“相对的绝对主义”，即他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仍对此有所坚持。这一立场的对立面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即将人视为在盲目的历史历程中的随波逐流者，从而将历史行动者所有的选择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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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夫人罗斯玛丽·列文森1968年秋摄

随后，刘老师进一步介绍了这本书的结构。本书第一卷旨在说明接纳共产主义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自然延续。列文森逐章介绍了晚清以来的思想家的主要主张及其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局限性，并将共产主义视为针对近代西方挑战、在儒家中国自然生发起来的一种应对方式。第二卷希望解释什么是儒家中国。列文森认为，儒家中国内有皇权与官僚的张力、儒家学说内部的张力，正是这些张力保持了中国君主制的活力。近代以后，这些内在张力均消失，因而传统的君主制无法再在现代中国存续。第三卷分析历史书写的力量，即共产主义者如何通过重新书写历史，获得对传统的诠释权，并提出了儒家传统博物馆化的观点。

最后，刘老师回到了当下阅读列文森的意义及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这一话题。列文森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史书写即一种历史行动。历史学家通过不断地重新叙述来保存过去，并不是让过去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在激活新的元素。历史学家的书写，是在为未来的想法和行动提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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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合订版

在刘老师的发言后，与谈学者各抒己见。黄克武老师首先梳理了北美汉学的脉络。列文森、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可以说是第一代北美汉学研究者，而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张灏、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等是第二代北美汉学研究者。第二代学者的学术追求就是对第一代学者的论断提出挑战。而黄老师所处的第三代，则是延续了第二代对于第一代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一些新的研究。尽管经过两三代人的历史研究，列文森的不少观点已有些过时；但今天读列文森仍有一种鲜活的意义，主要是从这本书蕴含的张力中获得启发。即使这本书有很多误判，但这些误判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近代史的很好的启发点。列文森认为，在西方冲击以前，中国文化垂范于世；在从天下到国家的转换过程中，天下逐渐崩解，传统成为碎片；共产主义的兴起正是在儒家的碎片中走出，而提供了一个既现代又中国的未来的远景。黄老师进一步指出，列文森“儒家的博物馆化”的观点，实际上是希望说明中国文人传统缺乏理性化、专业化的精神，带有与韦伯对话的意味。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路径看，列文森的思想与五四反传统思想一脉相承，认为只有摒弃传统，中国才有新生可能，黄老师称之为“方死方生”。不过，与五四反传统思想相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有一个反五四的传统，认为中国的现代转向不是拒绝传统，而是在传统中引出新的生命力，列文森对这一面向则不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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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老师发言

周雪光老师首先高度评价了列文森的文笔，指出列文森的作品中充满了二元对立的紧张感，激昂澎湃，其用词的简洁与词汇的多义性又展现出了一种诗人气质。进一步的，周老师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认为列文森的论著能很好地刺激社会科学研究者、产生新的思维火花。具体而言，列文森将皇权、官僚和儒教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了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思路，极其生动；列文森强调儒家官僚的两重性，一为保皇，一为限制皇权，君主和官僚在儒教框架下既关联又紧张的关系，给君主官僚制带来了活力，这种看法亦颇具洞见。针对列文森的一些误判，周老师认为，一个好的作品不是提出了所有的答案，而是问出了好的问题。此外，周老师还分析了列文森著作的两大理论背景。一是深受韦伯的影响，其基本的思维框架与思辨方式，与韦伯差别并不很大。列文森停笔之处，正是社会科学应该启程的地方。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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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老师发言

杨念群老师指出，列文森的作品像是一个艺术品，其所体现出的韵律与节奏感，往往是专门化训练出来的学者在写作中无法达到的。在国内学界，列文森被归纳成了若干命题，如儒家的博物馆化、情感与理性的差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时的矛盾心理等。列文森的作品富有历史想象力，不过，或许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其构建出的分析框架过于精致、艺术，例如提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等，令读者难以发生共情。针对这一问题，杨老师的解决方案是将其语境化。杨老师将列文森与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及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为何柯文与费正清在中国学界的影响更大。柯文的研究提出了“一纵”“一横”两条线索：“一纵”指眼光向下，“一横”指区域研究，这两条研究思路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前者生发出了新文化史，后者牵引出区域社会史研究。也即是说，柯文发现了一条列文森的博物馆化之外的另一条线路。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学说，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消失了，而是强调主客位的互换，即原本自足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冲击下成为客体；但列文森则认为传统和现代完全对立，强化了读者对中国停滞论的内在感受性。杨老师提出，列文森对传统的理解或有所偏差，传统并不是只具备博物馆化的浪漫性意义，并不单是一种心理上、情感上的残余，而是一种仍然支配着我们大部分的行动和思想的切实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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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老师发言

季剑青老师认为，从北美汉学或中国学的学科视野来看，列文森的这部经典著作中诸多具体论述已经被超越。它之所以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敏锐的把握和探讨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普遍主义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的深刻思考。季老师提出，列文森提出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天下”到“国”的转换，实际上主要指作为普遍价值的儒教向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之载体的儒教的转换，而在此过程中，儒教的普遍主义冲动依然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张力在康有为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既将儒家的普遍主义取向推向《大同书》中的乌托邦构想这一极端，同时又热烈地鼓吹将儒教定为“国教”的运动。列文森对儒教之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张力的把握，对于当代中国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努力尤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也是值得重新挖掘的思想资源。当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都声称具有超越自身独特性的普遍性的时候，彼此之间如何不陷入冲突而找到某种共存之道，这是当下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列文森的著作在这方面依然能给予我们丰富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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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现场

高波老师认为，对《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样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作品，一向存在着两种读法，一种是当作基源性典范，不断回返以获取灵感与力量；另一种则是历史性的读法，结合列文森的时代背景、学术脉络以及个人生命史，理解这一作品何以“可能”。列文森诞辰已过百年，这一时间距离，意味着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典范化的同时，对该书以及列文森本人展开历史语境化的学术研究的契机也已出现。在此提出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用“从天下到国家”解释梁启超乃至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境与转型，这与列文森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二战后的犹太复国运动，或许存在某种关联。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有自己的世界主义，而纳粹大屠杀的发生，最终促成了犹太人“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这一列文森的当代史，或许也影响了他对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