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文研院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日我们继续推送《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分享的第四期，“杨绛（钱锺书）编译的研究资料集”。本系列共六期，由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撰稿并讲解。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视频节目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

杨绛（钱锺书）编译的研究资料集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部很少有人提起的研究资料集，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署名是杨绛编选并进行翻译的。既然署名杨绛，为什么与钱锺书关系紧密？这背后涉及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业的钱锺书，在后半生的工作被安排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之后，他对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几年，由于《钱锺书手稿集》的问世，特别是四十八册《外文笔记》的全部影印出版，我们开始发现杨绛的翻译和钱锺书的阅读史关系非常密切，究竟是杨绛的译业引领了钱锺书的读书，还是钱锺书的书斋支持了杨绛的工作？或者如一种更为激烈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其实一切都是钱锺书的“代笔”？通过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解答。

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一部题为《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资料集里，我们读到这样一段“编者的话”，说明了资料集的最初形态：

这份资料的编选工作，应追溯到一九五九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组（即我们西方文学研究室前身）曾编选成《西方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约三十万字的一份资料，分两个分册。杨耀民主持这个工作，并与杨季康共同编选第一分册，即古希腊、古罗马、英国和美国部分。李健吾与柳鸣九共同编选第二分册，即法国部分。钱锺书同志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份资料曾以打字稿的形式，分送全国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杨季康”就是杨绛的本名。

我找到了这套分成两个分册的打字本，标明了成书于1959年11月。由于年代有些久远，用纸质量不好，尘螨密布，而且翻阅时很容易脱页。

通过对照，我发现杨绛编选的古希腊罗马部分和二十年后的成书选目变化不大。但很多译文被替换为后来专家提供的翻译。这说明起初的译文质量有待提高，但编选眼光是权威的。在当年打字本里，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指出了她主要是通过英语和法语的译文来翻译这些西方古典文献的。

其中英译本除了柏拉图的篇章有些部分用著名的周厄提译本外，其他作品都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洛布古典丛书；而法译本则全用巴黎美文出版社的毕代古典丛书。这些书，在当时对西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周作人、罗念生等人的翻译，主要依靠的底本也是这些书。杨绛编译的作家，古希腊十三人，古罗马六人。内容很丰富，当然也不禁让我们好奇，西方古代作家有这么多人讨论过那么有“时代感”的文艺话题了吗？

翻阅《钱锺书手稿集》里涉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内容，几乎找得到资料集里所有杨绛译文相关的摘录段落。特别是标为“第六十六本”的外文笔记，前半部分似乎是专门为编选这部资料集而准备的；后半部分，很可能是钱锺书残稿《欧洲文学里的中国》的文献摘录，那也是一部上级领导指示编译的资料集，可惜只编选出了古希腊罗马的部分。以下我们主要用这“第六十六本”来查核资料集的编译来源。

比如这本笔记里最开始摘录的M. C. Nahm出版于1956年的著作《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就出现在了打字本第一页的编者按语中，以说明十七世纪文艺理论家把古代关于“灵感”的概念和“想象”的概念结合起来的做法。联系钱锺书后来在另外一部资料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主持“西欧古典”部分的编选思路，即否认西方十九世纪之前存在类似“形象思维”的表述，有的只是不同等级的“想象”。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打字本里也有同样对时代大讨论的一种变通的回应，用摹仿来总结西方古典文学里的现实主义，用想象来概括其浪漫主义。

这本笔记里读迪欧·克里索斯东也就是今天我们译作“金嘴”狄翁这位演说名家的单独一页，摘录的段落正是打字本译出的部分。笔记题头下面有“补见某某册”的标识，那册笔记了详尽摘录批注了洛布五卷本的狄翁作品集。由此可见钱锺书是通读全书才摘出这段资料的，真正是“入山采铜”；并且我们眼前这本笔记也的确是打算专门摘录相关主题资料的。

读罗马时期希腊作家弗拉维乌斯·斐洛斯特拉图斯的《提阿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传》笔记，也是单独摘录选译部分的一页内容。钱锺书对此书绝少提及，应该不太感兴趣。但《论形象思维》那部资料集里摘录了蒋孔阳先生编译的另外一大段很有价值的资料，论古希腊人看天上浮云变化而推助想象，后来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也引了相同的段落。

还有对老普林尼《自然史》的笔记。钱锺书对这部古罗马人的博物学集大成之作摘录的笔记比较零散，但从著作引文来看可知他是非常熟悉此书的。目前《自然史》在中文世界还只有一部节译本，而钱锺书感兴趣的段落有不少都是被删掉的。与前述情况相同，“第六十六本”外文笔记里摘录的也只是为编资料所用的部分。另外，读大部头的斯特拉博《地理志》笔记，也是如此。

但是，这本笔记里还有钱锺书读毕代古典丛书的六卷希腊文法文对照本普罗提诺《九章集》的详尽摘录和批注，情况比较特殊。笔记篇幅较大，而打字本只译出了其中一个很小的片段。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宗代表的普罗提诺，是钱锺书四十年代写《谈艺录》时提到次数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之一，但我们现在发现，他通过这个权威法译本来读《九章集》原作应该就是在五十年代编译资料集时，前后之间蕴含着钱锺书学术思想的演进变化。

读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演说术原理》的摘录，出现在钱锺书另外一本外文笔记里。作为终生对西方修辞学史都怀有极大兴趣的钱锺书，这部名著对于他来说可说是烂熟于心的。因此笔记里很多段落甚至不抄英译文而直接摘录拉丁语原文。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图书馆看到了这套钱锺书读过的洛布本昆体良，从借书卡上的签名可知，他的笔记应该作于1953年6月19日之后。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钱锺书是为了帮助杨绛编选这部资料集，才去涉猎相关西方古典文献的。实际上，早在初版《谈艺录》里，他就梳理过西方文艺理论家关于文艺创作的两个传统，只不过并不叫“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已。一个是“师法造化，模写自然”，一个是“功夺造化，润饰自然”。其中古典诸家标出的文献出处，就是资料集选目的脉络主线。但钱锺书又说，“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并不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

不仅前有先声，此后还有回响。在《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八十则的一段散札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资料集选译部分篇章的一个重新串联。最后引克罗齐《美学》一书“历史”部分的观点，克罗齐指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摹仿”和斐洛斯特拉图斯在《阿波罗尼乌斯传》里提到的“想象”，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觉得，在这里，钱锺书等于是悄悄呼应了《谈艺录》里曾经“窃以为”的想法。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打字本的资料集署名杨绛编译的内容，其实是在钱锺书指导下确定选目的。实际上，杨绛所有的译著，背后都有钱锺书的支持和帮助。这当然也好理解，第一，杨绛的翻译是钱锺书最擅长却无法施展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延续和替身；第二，杨绛在文学所外文组工作，又有做这些工作的需要。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偏颇地看待这个问题，从一些细节上看到，杨绛的翻译并非是钱锺书代笔。比如《堂吉诃德》里的译注有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在钱锺书那里是不会犯的，他读过相关的书，有读书札记为证。但偏巧这个札记是被涂抹掉了的。因此杨绛才会弄错。

打字本里其中有一小段杨绛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四十年之后，钱锺书已经作古，杨绛再次重译，她没有提到当年“编选”或是翻译的经历。也许印象不太深了。今天的古典学青年才俊会讥笑杨绛译本《斐多》的诸多失误，并由此怀疑她从前的那些译作质量，殊不知背后有没有钱锺书还是差别很大的。

很多人为钱锺书没有什么译作传世而感到遗憾，但我们会在很多文学名著中译本前言、后记的感谢名单里，看到钱锺书名列其中。他为别人的翻译工作提供的帮助，包括选题、翻译风格乃至疑难之处的解决，往往对于提高译本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钱锺书对中国当代翻译文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那本早被遗忘了的研究资料集，不过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