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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第二次工作坊

发布时间:2017-07-07

2017年7月7日,“中国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第二次工作坊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组联合承办。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史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燕,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讨论。

邓小南教授作为工作坊召集人首先发言。邓教授首先回顾了2017年5月22日在文研院举办的“中国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第一次工作坊,当时有二十多位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主要的成果是提出了方向并促进了进一步思考。邓小南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关于信息沟通的讨论,还远远到不到全面化、系统化的程度,应当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切入,观察不同面向的历史情景。信息存在于事件的分析、军政的追踪、制度的运作过程中,信息的流通,某种程度上像人体的神经网络——一方面强调把住脉,另一方面很难把神经从人体中抽离出来。所以,研究者亟待关注视角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和周边的社会经济文化形势关系等问题。

 

 

之后,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以《中欧朝政的比较——以中世纪政治沟通为中心》作报告。本次报告是魏希德教授所主持的“信息沟通与帝国:中欧历史比较”(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项目成果。魏教授解释了做比较史学的原因、比较的目的影响到的研究方法(如提出个案特征、普遍化、推广化、概括性比较)等问题,并且介绍了本课题的“中世纪信息沟通工作坊”等一系列工作坊、初步准备工作、初步成果等情况。随后,魏希德教授讲述了中欧信息沟通中比较大的几个方面,以宋代为例,在信息沟通中存在着集权倾向、胥吏诉师等中间人物、士人在政治团体中的角色等方面的问题。

 

 

工作坊根据议题分为四场进行讨论。第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主持,台湾长庚大学黄宽重教授担任评议人。

首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弛以《北宋靖康年间的危机信息传递》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北宋靖康年间,在日常邮传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北宋统治者竭力利用蜡书、斥堠、间谍等非常规信息渠道来搜集、传递重要情报,维持与地方和前线的号令沟通,并与金军展开信息控制权的博弈。接着,四川大学陈希丰博士以《南宋初年朝廷与川陕地区的文书传递状况》为题作报告,陈博士以南宋初年川陕地区军情战报的实例,探讨了川陕地区与朝廷间军期文书信息的传递状况。陈希丰指出,南宋政府所重新构建的文书传递系统,其运营实况与制度规定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宋人所一再批评的“文书稽违”现象间的张力,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黄宽重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两位作者的文章,进而围绕材料解读、南北宋事史比较研究等角度点评张弛文章,并围绕史料辨析、军事时期与日常时期比较等角度点评陈希丰文章。

第二场报告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主持,魏希德教授担任评议人。首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杨光发表题为《宋代御史台的内部沟通与集体行动——以张舜民罢御史事件为核心的考察》的报告,以元祐二年御史台争张舜民罢御史而引发的御史台集体行动为案例,分析台谏机构的内部沟通展开的展开形式及其与台谏官的集体行动之间联系。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崔健以《内外之间:近侍群体与金代君主的信息传递》为题作报告,崔健以近侍群体在金代君主信息通进中的作用为视角,对金代近侍局在宫廷布局中位置的变化、金代近侍参与君主信息传递的方式、近侍预政与金代政治文化嬗变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索。

本场报告评议人魏希德教授发表评议。在评议杨光的报告时,魏教授认为要关注在张舜民罢御史事件之前台谏官员们的关系,并对台官自主性等问题提出看法;在评议崔健的报告时,魏教授围绕近侍局概念、职能及其与其它朝代比较等问题提出看法。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担任评议人。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张亦冰博士以《簿书期会——北宋三司与京师财务出纳管理》为题作主题报告,张亦冰的报告以文旁、省帖、凭由等概念为线索,还原了北宋三司在钱物支给官吏、军兵,和官司间财务出纳的财务运行流程,进而指出财务出纳在三司行政事务中所占工作的比例大小,以及其在全国财务事务中的重要性。接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胡斌以《北宋“颁降条贯册”之源流与制敕著令》为题作报告(由他人代为宣读)。胡斌从政务运行的角度重新审视“制敕著令”这一法制史问题,并从宋初存在审核制敕著令的相关制度,元丰官制改革将改法制敕的审核和敕令的颁降编制成完整的程序链条、整体纳入尚书省的职司框架中,北宋皇宗有力把握了“法式”的制定裁定权等方面进行分析。之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吴淑敏以《程序、文书与执行者:宋代保明法考述》为题作报告(由他人代为宣读),吴淑敏对“保明”作出了概念界定——相应的官司、团体进行担保,并承担法律责任的程序,进而指出保明法的特点、方式、内容及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吴淑敏指出,信息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是一对矛盾,越具体的信息越适合保明,并且需要要深刻理解保明法实施中存在着不同利益倾向,才能在制度实际运行中理解其过程及特点。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邱靖嘉博士以《“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史源及其产生过程试析》为题作报告,指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般引述于成书较晚的《宋史·司马光传》,而其它叙述司马光生平的更早史源中,均为提及该事。邱博士指出,北宋末年僧人慧洪《冷斋夜话》中著录此事,慧洪可能将北宋时京洛间曾流传“小儿击瓮图”现象附会在司马光身上,制造“司马光砸缸”一事,惠洪附会这个故事体现了其心中的“元祐情结”。

李华瑞教授对本组报告进行评议。围绕张亦冰、胡斌、吴淑敏的报告,李老师在肯定其精彩之处后,认为在探讨信息渠道相关内容时,应具备扎实、深厚的制度史基础。围绕邱靖嘉的报告,李华瑞教授肯定其在史源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探讨新颖、扎实,同时对《冷斋夜话》等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惠洪并无“元祐情结”,《冷斋夜话》对待变法态度也并不明显。

第四场报由清华大学方诚峰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评议。首先,四川师范大学方燕教授以《北宋神异流言:以真宗朝天书流言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为题作报告。方燕教授对“神异流言”进行了概念界定,,随后分别阐释真宗朝“天书流言”和“帽妖流言”的产生和流布,以及其背后渗透出来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特点。两次流言产生、指向、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体现出了宋廷维护统治的不同面向。中国人民大学古丽巍博士以《空间、信息与制度:北宋后期决策机制中的睿思殿》为题作报告。古丽巍注意到北宋听政位置的变化和宣和殿区在徽宗时期活跃的现象,其呈现出集生活、文化、政治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功能趋势,在徽宗朝非常活跃,睿思殿可作为其中代表。宋神宗时,睿思殿已突破听政职能的范围,军情紧急、皇帝关注、躬亲指挥几个因素使得睿思殿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越来越综合其他职能,发展至徽宗朝时,“御笔手诏”也往往从此处发出,由此可探讨北宋中后期内外交流沟通的情况。

赵冬梅教授进行评议。围绕方燕教授的报告,赵教授对“流言”、“帽妖”、“天书”等概念进行再辨析,并且从流言如何兴起、如何上报、如何传播、不同地官僚如何沟通等角度提出看法。围绕古丽巍博士的报告,赵教授指出,要进一步辨析“内廷决策机制”概念,围绕北宋后期政治结构的变化展开。

 

 

四场议题结束后,进入圆桌讨论环节。邓小南教授首先发言,邓教授指出,中国史研究要突破领域、方面的限制,应寻求一些具体的议题作为突破口,议题之间是相互沟通、联系的,不同议题间存在着交叉点。邓小南教授谈到上世纪80年代在宾州大学时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概念,启发了对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兴趣,并重申了历史学追求真相的特质——被记录的历史其具有的史料特点给历史研究者带来更大的挑战,学者应从史料的审视、辨析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邓小南教授指出,历史研究者也要对历史过程中真实信息被筛选、淘汰的现象作出合理探究以深化认识。最后,邓小南教授指出人文学科之间应寻求好的交互点,使历史学本身的研究“活”起来。随后,黄宽重教授发言,黄教授指出,现今的研究要多注重历史材料内部的解读、分析,应该更多培养“看闲书”的习惯,接触不同的材料、著作,借鉴不同学科的成果,刺激历史学研究的生长和进步。之后,李全德、方燕、高柯立等相继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看法。

工作坊结束时,邓小南教授作总结发言。邓教授首先肯定了青年学者主动发言、主动对话的精神,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展望未来,“信息交流与国家秩序”工作坊还会于明年再次召开,未来还会有宋史研究的国际讨论会,希望这个项目在下几次的探讨中实现议题的“聚焦”。制度本身的性质是“活”的,以往的研究路径可能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制度“活”的特性,希望在今后的努力和尝试中还原制度史“活”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