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杰西卡·罗森教授系列讲座”的首场于2017年5月24日晚七点在二体地下A101开讲，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向听众介绍了罗森教授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向听众介绍罗森教授
罗森教授开篇讲到，作为一个身处中国之外的学者，看待中国的视角可能与中国本土读者熟悉的思维不同。她更关注文化发展路径的不同、跨区域联系及其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从公元前四千纪到公元后一千纪，相似的器物相继出现在中国及周邻地区，反映了区域联系和文化间的互相影响。接下来四次讲座将以这些特别器物为线索，而研究者真正关注的是背后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罗森教授
玉琮的分布及其反映的跨区域联系和文化相互影响
第一次讲座的题目是“两个古代社会（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000年）：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相似与差异”。罗森教授先从不同农作物、饮食习惯、驯养动物入手，概述古代西亚与中国不同的资源获取和生活方式，点明地理环境、气候差异的决定性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罗森教授最早从事研究的地区，也是西方认识古代世界、构建社会发展模型所仰赖的重要区域之一 。罗森教授展示了当地公元前十千纪至前三千纪的重要遗迹，如位于今土耳其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哥贝克力巨石建筑群、新石器至红铜时代的加泰土丘、青铜时代的欧贝德、乌鲁克等遗迹遗物，并突出“象征（representation）”的载体——雕塑，包括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驯化动物和狮子雕塑以及公元前三千纪之后的人物肖像。
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000年）的相似与差异
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的差异：中国对于青铜技术的使用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达的雕塑传统
反观中国同时期的象征载体——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到之后的商周时期，经历了陶塑、玉器纹样、青铜铭文等不同阶段，这与西亚所习用的三维人像或二维图像完全不同。罗森教授同样从地理条件入手，指出中原地域广袤，西北和北方存在地理障碍，对人群的交流有阻碍但不阻断。与西亚依赖的麦类种植与畜牧经济不同，中原主要通过谷物种植和饲养猪、狗、鸡等来获取、转化、积累自然资源，进而孕育了人口稠密、内部分工十分发达的农业定居社会。如良渚文化的复杂水利设施、精致的玉器和陶器等，无不反映大型手工业的存在和强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尽管尚无证据证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先民像同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那样开始利用金属或文字，但良渚、石家河和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遗迹清晰地展示了高度复杂的社会体系和组织结构，是一种出色的成就。
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象征意义的玉器被广泛效仿、使用
山东地区出土的陶器，证明当时的人们有尚饮的风气
新石器晚期的宗教或礼制观念主要反映在玉器装饰纹样和随葬方式上，玉琮、玉牙璋等器物在各文化中被广泛效仿、传播，尽管意义可能不同，但揭示了重要的区域联系。之后青铜礼器地位迅速上升。二里头时期的重要现象是青铜技术和成品从西北和北方传入。而后青铜器迅速发展，反映了知识（knowledge）与技能（knowhow）两方面的变革。然而青铜礼器的形态，饮食器具性质，反映其对待死者的观念均在之前的新石器诸文化中有迹可循。从使用、技术、原料三方面可以归纳出三个网络：贵族墓葬中一致的随葬方式所反映的家族网络，擅长陶范与铅青铜制作所反映的技术网络，以及铜、锡、铅原料反映的资源网络。青铜容器的铸造意味着对巨大人力物力的组织，而使用同样文字的周代统治者也继承了商代的青铜礼仪制度。一个地域广大而统一的社会逐步诞生，这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未曾出现。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青铜成品和技术源自域外，并以很快的速度为中原（以种植农业为基础，陶器技术成熟，社会分工组织能力发达的本土社会）所学习、发展。对于中原而言，青铜文明的意义与西亚地区并不相同，用“青铜时代”、“国家”等描述西方古典社会进程的术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恐怕并不恰当。
草原式青铜刀的传播
二里头使用青铜技术制作铜容器
讲座的最后，罗森教授指出，对比两种不同文明源头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不能把西亚文明的发展作为衡量世界其他区域社会进步的标尺。欧亚草原的金属冶炼技术以及畜牧动物对早期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罗森教授进而预告，在第二场讲座中，她将集中讨论公元前十世纪以来的草原风尚，探究其被中国本土社会加以利用的具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