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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罗森:秦与欧亚大陆的伊朗、草原及地中海帝国

发布时间:2017-05-28

2017年5月28日晚,“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杰西卡·罗森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三场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功能厅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首先介绍了本讲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庆柱研究员,同时指出北京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也是我们根据罗森教授的四讲内容专门邀请了郭小凌和刘庆柱这两位著名学者来主持的原因。接着,刘庆柱研究员谈及今天既是端午节假期,又是周末,本应是大家在家休闲娱乐的日子,但现在这里仍然高朋满座,足见罗森教授的影响力之大,并邀请罗森教授开始今天的演讲。

 

杭侃教授

 

刘庆柱研究员

 

 

罗森教授首先指出本次讲座的主题是秦帝国、及其与欧亚大陆诸国之间的比较。秦帝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伊朗位于西端,而二者之间有塞(Saka)、匈奴等国家或民族往来沟通。在讨论中,自己会一如既往地使用“接触”一词而非“影响”,来表达人们在文化的接触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来接受、采纳,而对那些不利的加以拒斥。而在我们讨论跨区域的联系网络时,要讨论的是那些压力点,其背后是不同方向的驱动力,但这并不代表其中一定存在“影响”。

 

罗森教授

 

本讲讨论的地区及文明

 

伊朗拥有悠久的文明,留下了诸如阿契美尼德帝陵“帝王谷”、大流士宫殿等著名遗迹。但罗森教授并不认为中国受到了伊朗的影响,二者实际上是并行的文明,并且有很多接触。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到处征服各个民族,引起草原的动乱,这种动乱波及到中国腹地,使中国腹地与这些国家、民族产生了接触。

 

亚历山大大帝在西亚与中亚的军事路线

 

由于草原人很擅长在马背上作战,定居国家的统治者常常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同时,阿契美尼德、帕提亚当然还有中国都曾雇佣草原人作为骑兵。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骑行者都穿戴相同的衣服、帽子、束腰外衣、软裤、皮带和软鞋。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发现这些异域骑兵的踪迹,并非是因为秦帝国的弱小,反而证明了秦帝国的强大。可能是马家等地生活的族群将他们与草原的交流和习俗带入了秦国。

 

塔吉克斯坦地区出土的奥克瑟斯宝藏、

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金人、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相似特征的骑士形象

 

各地骑兵所着相似的软鞋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位于甘肃的秦早期墓葬追随周代的墓葬和礼器传统,但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秦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精细的动物纹样,也开始使用金饰,特别是到公元前4世纪,秦国出现了很多洞室墓以及与草原有关的青铜器。洞室墓是草原墓葬的代表之一,向西最远可以分布到黑海地区。

 

甘肃礼县早期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中原风格青铜器

 

秦洞室墓及其中出土的带有草原特征的器物

 

而伊朗与秦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通过半月形地带居住的草原民众进行的,也从公元前4世纪起变得越来越紧密。罗森教授例举了数例中国出土文物证明这种联系。如任家秦墓中出土的动物纹带扣与波斯波利斯雕刻中的腰带饰物有相似之处;秦国的镀锡带扣可能是从西亚传来;蒜头壶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造型的启蒙;宝鸡出土的青铜护腿与草原上出土的护腿造型相似等。

 

秦与波斯带扣的比较

 

从西方到东方的镀锡青铜

 

罗森教授接下来比较了秦与伊朗、草原及地中海诸国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示并维持他们强盛的形象。阿契美尼德王朝通过波斯波利斯宫殿及其雕塑来宣告自己的权力,并通过表现世界各地人民的形象来体现统治者的权力与范围。同时也使用钱币和碑文来展现自己的权力。而亚历山大通过建造纪念碑、铸币以及铭文表现权力,他和父亲马其顿力二的形象也被单独表现。罗马人则通过奥古斯都陵墓和雕像来突出他的个人成就。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却被很好地隐藏起来,其对权力的展现指向的是死后世界。

 

波斯波利斯的浮雕,通过表现世界各地人民的形象来体现统治者的权力与范围

 

作为货币并同时具有宣传作用的钱币

 

奥古斯都陵墓及其雕像——个人主义的宣传

 

在秦始皇陵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器物,代表着秦始皇已掌握了世界各地。兵马俑的整体想法应是源于中原,但其中有许多外来因素,如其中的力士可能与巴克特里亚有关、青铜鹤等水禽的制作方法也并非中国传统技法,可能源于中亚、铜车马中的马与塞人有关。而除此之外,我们同样注意到它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世上也许只有中国可以创造出这一特殊的纪念性建筑。我们需要思考它是如何建造的:肯定需要有人决定、有人设计、有人监督、有人从事大量的精细工作,体现了秦帝国的国家管理方式。

 

秦始皇陵中的力士

 

秦始皇陵中铜车马与波斯波利斯雕塑中马匹的比较

 

秦帝国与欧亚大陆诸国可资比较的另一方面,是它们对于国家管理的改革。公元前4世纪,秦国开始了一系列变法,结束了宗族统治并确立中央集权、产生成体系的律令以控制生产及军事组织,而阿契美尼德人在更早一些时候也类似地调整了国家的管理,所以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基本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相似的事情。秦国的这些成就,通过钱币和度量衡上的铭文及竹简上的法条展现出来,而和西亚人一样,秦人也通过各种铭文来展示自己的成就与品德,但其表现形式完全是中国式的。

 

阿契美尼德帝国与秦帝国的国家管理举措的对比

 

比索顿山大流士一世铭刻

 

刻有关于秦统一中国及秦始皇功德文字的地点

 

罗森教授最后讨论了秦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前几个世纪一样,秦墓和秦国的几乎一切都具有很大的规模,秦国有大量的士兵,有分工的劳动力形成的生产体系,有极大规模的劳动力使用。兵马俑旨在重建一支军队,它具有极高的精确性,这本身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对来自国家各个地区甚至可能包括草原人的雇佣也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掌控力。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总结,中国是一个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国,但同时,它接受与吸收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其他的则保持自己的特征。

 

大量由铜线连结的、不同种类的石质铠甲,这是有组织的、高效的大规模生产的结果

 

波斯波利斯的“不死军”与西安兵马俑

 

主持人认为罗森教授今天的讲座题目很大,也讲得非常友好。罗森教授多次强调“接触”而非“影响”,我想中国文化的特征就是吸收接纳,有容乃大。现在国外流行的对文化的分析,一种是大传统,一种是小传统,今天罗森教授所讲的95%是大传统,讲的是国家文化、社会的主导文化。

接下来,参与讲座的师生与罗森教授展开讨论与交流,节选如下:

Q1:“刚才您主要提到了各帝国之间的军事接触,但没有提到贸易往来。我想知道,从考古学上看,是否在中国发现有波斯的货币,或是在伊朗或西亚发现有中国的货币,来证明他们之间的贸易来往?

罗森教授:我觉得使用“贸易”(trade)一词不太恰当,因为当时的交易数量不是很多,或许用“交换”(exchange)更好,即使是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也是如此。在西亚地区,从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再到波斯和印度,似乎是存在某种形式的贸易的。但我总体上不太同意中国早期有很多贸易的说法,因为中原地区农业发达,也有很多鱼类,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没有进行贸易的必要。而草原的人民没有谷物,金属也很少,所以他们用牲畜来交换这些物品,但这不是一种长距离的贸易。我认为对中国内部大型中心区域延续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多少贸易发生,比如说关于某些河流及其船只活动的研究。所以还有许多情况是我们不了解的,但这种情况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幸运的,未来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Q2:为何您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使用“接触”(contact)一词,而非“影响”(influence)?比如中国跟匈奴有接触,匈奴向西方迁徙,带来了世界人口的大迁移,这一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又如近代英国跟印度的接触,使得印度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英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不使用这个词汇?

罗森教授:我曾用十年时间考虑半月形地带与草原的问题,我也去过那里五六次,我认为我们研究的是互相不能“影响”的两个社会。草原人无法放弃骑马,正如中原人无法放弃谷物种植,所以这两个社会仍保持着完全的差异。就像上一讲我们谈到了铁器的问题,铁器完全是从外部传入中国腹地的,但中国腹地使用了全新的技术冶铁,也用全新的方式使用了铁。所以,我觉得使用“影响”这个词并不合适。中国应该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单位和形式,我认为中国非常特殊,与欧洲、草原甚至半月形地带都不同,是亚欧大陆上唯一一块依靠谷物而非畜牧的大文明。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国独一无二,有特别的处事方式,与周围的世界有很大不同。

 

 

Q3:您刚才提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埋在地下的,意指死后世界,而在唐代墓葬的地面雕塑中,有胡人进贡、朝拜的形象,这种从地下到地上的转变是否和您刚才提到的波斯波利斯的地面雕塑有关?

罗森教授:确实,从秦始皇陵到汉代的墓葬中,人物塑像大都被埋入地下,而从汉到唐,慢慢有塑像,包括胡人塑像,营建在地上。但这地上/地下二者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截然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