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讲学计划系列讲座

2019年4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二讲。

鲁德兰舒·穆克吉教授

讲座伊始，穆克吉教授即指出，要认识英国在印统治的实质及随之传入印度的“自由主义”，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关注：一是英国建立统治初期印度学院教师亨利·代罗兹（Henry Louis Vivian Derozio）的解雇，二是19世纪后期关于《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的争议。

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建于1817年9月，2000年转制为大学（Presidency University），是印度第一所开展英文西式教育的机构，也是印度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1793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根据1784年的相关决议，需要在二十年后，也就是1813年对其在印度的贸易与统治许可进行再次评估。在1813年特许状（1813 Charter Act）中，英国政府决定特别拨款十万卢比用于在印度发展教育。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将教育视为其在印统治的重要一环，但尚未明确规定发展什么样的教育。此项决议得到了加尔各答上等阶层的热烈响应，他们积极筹措资金和政府一起推进教育的发展，为印度学院的组建提供完全的资金支持。此前已在印度开办学校的英国人大卫·哈尔（David Hare）为学院提供土地，政府则对包括楼舍在内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因此，印度学院是在官方和私人力量的联合下组建而成的。印度学院校规的第一条例充分体现了其办学目的、教育对象以及教育内容，“学校主要面向有名望的印度教徒子嗣，使用英文和印度语教授欧洲和亚洲的文学与科学”。

亨利·代罗兹（Henry Louis Vivian）

穆克吉教授接着提到了第一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就是17岁的代罗兹（Henry Louis Vivian）。他在印度学院成立的第九年被任命为教师，只比平均年龄十五六岁的学生们年长一点。代罗兹来自清教徒和英葡（Anglo-Portuguese）混合背景家庭。当时的加尔各答有“白城”和“黑城”之分，前者居住着白人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代罗兹则在加尔各答城外的一个小出租房内长大，并不是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他在不知名的小学校中接受教育，成绩十分优异，14岁时便已是诗人和作家。代罗兹于1926年回到加尔各答担任一份报纸的副编辑，并在同年入职印度学院。

关于这位没有学历的年轻人究竟如何得到印度学院的聘用，至今仍是未知。可以肯定的是，代罗兹作为老师十分出色，可以说是印度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一段传奇。代罗兹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将成为一名兼具理智和批评力的思考者看作是一种道德责任（moral duty）。此外，他认为，思想应发生在自由地交流碰撞中，每位学生都要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教学方式上，代罗兹鼓励学生把阅读范围扩大到教学大纲规定的书目之外，他自己经常在学生面前大声朗诵，并邀请学生们在学校之外和自己交谈。代罗兹写于1829年的一首诗表达了他作为教师的初衷的期待，诗中这样写道，“像年轻的花儿一样在绽放着/我看着你们的思想一点点地打开/挣开思想的蒙蔽，多么甜蜜”。作为教师，他看重真理、责任与正直品质的培养，通过阅读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帮助学生们实现思想的解放。

印度学院

代罗兹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学院的学生们几乎都来自上等阶层的传统家庭，日常生活被约束在严格的宗教仪式与禁忌之下。而印度学院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在老师代罗兹的影响下，这些年轻人开始摆脱传统信仰的束缚，向周围的世界发问，进而质疑宗教、质疑禁忌。他们率先对种性限制和食物禁忌发出挑战，思考这些似乎已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究竟意义何在。然而，学生对于传统的叛离引发了家长们的愤怒。他们意识到其所熟悉的社会正在被自己的子女所质疑甚至是威胁，始作俑者正是代罗兹。于是，家长们联合写信给学校委员会要求解雇代罗兹，表示如果代罗兹不离开印度学院，就强迫自己的孩子退学，并且鼓动其他人不再将孩子送进印度学院。

彼时，印度学院校委会中有两名英国成员，一位是大卫·哈尔，另一位则是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梵语教授的威尔森（H. H. Wilson）。在学院针对代罗兹问题展开的首轮讨论中，二人都认为代罗兹作为教师无可指摘，不应被辞退。但校委会中的印度教成员则将代罗兹视为一切问题出现的源头，他必须离开。基于此，两位英国人表示这是关于印度人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选择放弃投票。最终参与决定的成员全部来自印度教背景，只有一人投票支持代罗兹。

威尔森（H. H. Wilson）

1831年4月25日，代罗兹正式辞职。他在写给威尔森的信中说，自己的辞职是被迫的，不然就会被学校强制解雇。然而他从未收到过正式的指控，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的被迫离职没有经过公证的审判，但他明白人们并不会认为他作为教师有所失职。威尔森对此回信说，校委会鉴于代罗兹带来的公众压力而不得不让他离开。1831年12月，代罗兹在贫穷与霍乱中与世长辞，他视为生命的学校和学生被夺走，活着已没有意义。从始至终，校委会中的两位英国人没有给予代罗兹一言一语的支持，哪怕在他离校甚至去世之后。

为进一步剖析代罗兹的思想，穆克吉教授再次谈到他与威尔森的通信。信中，威尔森向代罗兹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你相信神吗？”“从道德上看，学生难道不应当敬重并且顺从他们的父母吗？”“你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应当被允许吗？”对于第一个问题，代罗兹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表示，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宣扬无神论。他所传授给学生的，是怎样正确地认识问题，因此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无神论的学说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代罗兹借用休谟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休谟认为，对于抽象而不确定的哲学问题，人们不可能得到肯确的答案，因此，对话与交流是必要的。因而代罗兹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关于神的信仰，而是对其盲目的崇拜。他要求学生探索信仰存在背后的理性依据，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宗教传统之中的学生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样，对于其他两个问题他也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而是再次强调质疑的重要性，也就是培根所说，“以确信为始，将止于怀疑…”。

穆克吉教授总结道，从代罗兹身上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启蒙主义线索，从培根、弥尔顿、洛克到雪莱与休谟。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济慈和雪莱。这些启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他不可能不了解学生们的保守家庭环境，但有意将他们拉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与学生家长以及印度学院校委会之间的嫌隙也由此产生。英国政府希望利用教育来稳固其在印度的统治，彼时在印的全部英国人不过五千余人，他们需要培养一批懂英文的印度人来协助他们进行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印度家长们则希望孩子通过对西方知识的学习在英国统治的政府中得到一份工作。但是代罗兹的教育并不在于让学生们得到工作，而是让他们获得价值。在拉丁语中，教育的含义是帮助人向前发展，这才是代罗兹对于教育真正的理解。教育应当培养开放的思想与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人人生来具有思考的能力，因而知识与教育带来的是平等。然而，正是由于非特权阶层的出身背景，代罗兹最终在不公正的审判下被逐出印度学院——这深刻反映出印度新自由主义发展中的矛盾。

穆克吉教授谈到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涉及到司法问题。在1882年的印度，英国人只能由英国法官审理。对此，一名印度公职人员指出，无论何种肤色的政府人员都是平等的，印度法官同样应当有权审理白人。这项提议得到了由自由主义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任命的时任印度总督里彭（Lord Ripon）的重视。在他的授意下，总督委员会中负责法律的伊尔伯特爵士（Sir Courtenay Peregrine Ilbert）起草了《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规定法官有权审理在法庭被控告的任何人，不受肤色限制。这项法案在印度白人中引起骚动。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律师，他们一致认为，在对所谓平等和自由原则的追求中，白人在印度所享有特权的根基被撼动了。他们联合起来写信表示抗议，甚至绑架威胁总督里彭并扬言要送他回英国。迫于此，《伊尔伯特法案》多次修订，最终版本中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一位官员总结，我们都明白，黑总归不是白。在理论上确实应当存在平等适用于欧洲人和印度人的法律，但如果将其付诸实际，我们在印度将无利可图。

《伊尔伯特法案》

穆克吉教授分析道，英国统治者理论上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但事实上却压制其发展，其中体现出的矛盾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内部。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的休谟曾说过，“黑人无法和欧洲人实现平等”（Negros are not equal to the Europeans）。《论自由》的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认为，民主和自由不适用于印度，其文明发展程度太低，无法消受。由此可见不同肤色人种的不平等在自由主义中的渊源——查特基（Chatterjee ）称之为“殖民差异准则”（The rule of colonial difference）。关于平等，首先有一个普遍的概念，即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殖民地差异体现在他们并不被看作是平等原则的主体，以1789年《人权法案》为例，起草者（华盛顿等人）本身都是奴隶主。因此，就像印度学院在不公正的情况下驱逐了他们优秀的教师一样，印度公职人员也无法和他们的同事们享有同样的权力。

鲁德兰舒·穆克吉教授与段德敏教授

讲座最后，穆克吉教授对印度的自由主义问题又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密尔将不同的社会根据文明发展情况进行排序，把印度乃至亚洲放在末流，欧洲人则占据高位。其理论在于印度社会依然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因此需要在白人的帮助下进行文明化改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决定印度社会需要被文明化，这种文明化的进程由英国人来控制的合法性何在？随后，针对和同时期英国自由主义发展的比较问题，穆克吉教授指出，雪莱被牛津大学驱逐的原因正是在于他宣扬无神论思想。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代罗兹从未直接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鼓动学生反抗家长，他只是在培养学生们的思考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他被解雇的原因不在于教授的内容，而是教学的影响，而这在19世纪的英国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