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新著《子弹库帛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子弹库帛书，通常称“楚帛书”（Chu Silk Manuscript），1942年自长沙子弹库盗掘出土，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也是现已发现唯一的战国帛书，中国最早的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子弹库帛书》一书详述了子弹库楚墓的盗掘和发掘、文物情况、帛书流转美国的过程，以及帛书收藏者赛克勒博士未能实现的归还帛书的遗愿等等；并收录帛书彩色图版、释文、摹本、文字编及文献目录等。基于子弹库帛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李零先生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会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物出版社，于8月2日在北大静园二院召开《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
- 科学考古发掘的一段前史 -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这个故事，跟我们考古学史有很大关系。大家都知道，1950年代夏鼐先生他们在长沙进行发掘，也接触到当地很多事情。可以说，全世界考古史都碰到过这个问题——在我们科学的考古发掘之前，都有一段前史，也就是一段盗墓史、盗卖史。本来，这段历史好像已经比较遥远，但是由于现在盗掘猖獗，好像我们又回去了，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意义。
在原来长沙城墙的城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历史地点。蔡季襄经常在城南这一片喝茶、会朋友。湖南省博物馆的同事也带着我们，走了这一圈。
《子弹库帛书》的出土地点是在城的右下角，出帛画的地方在它上面。过去长沙很有名的就是盗墓，有几张在1972—1974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拍摄的老照片，我们从中可以大概想象，1942年盗掘楚帛书的，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一批人。这批“土夫子”当时可能也都是20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而且他们当时盗墓是跟长沙在抗日战争中成为重要战场有关，也就是利用四次长沙会战——在第三和第四次会战之间，有一段较长的空歇，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进行盗墓。当时长沙也正好在修环城的公路，所以好多人说他们是在收集古书，其实他们是在挖文物。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首先我们要提到四个人：任全生、漆效忠、李光远、胡德兴。这四人不但参加了子弹库发掘，而且参加了马王堆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全部的发掘。1970年代初的子弹库发掘就是为马王堆发掘做实验，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小组里我们姑且叫组长的任全生先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有幸见到漆效忠先生，当时已经70岁了。李光远我没有见到，生卒年也不太清楚。他们当中最小的是胡德兴。
帛书出土以后，落到蔡季襄的手里。蔡先生收藏过很多文物，都卖掉了。我们知道他卖掉的这些文物里，最有名的三件文物，一件就是楚帛书，第二是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漆木双鹤，第三件有名的文物就是陈家大山帛画。过去我们一说缣帛出土都是西北，最后湖南长沙变成真正的缣帛大城。特别是帛书，只出过两批，一批就是子弹库帛书，一批是马王堆帛书，这两批帛书都是出在长沙，并且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唯一发现的战国帛书。帛画也只有两幅，将来一定还会再出土，我们也期待着。
夏鼐先生在长沙进行发掘的时候，蔡先生的大儿子每天都骑自行车到工地里。他有美术才能，非常时尚，穿最时髦的衣服，骑漂亮的自行车。湖南馆说，你有美术才能，愿不愿意参加考古工作呢？他说我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所以他不参加。后来他去了澳门，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位大儿子，是蔡先生原配生的。蔡先生一生都非常风流，他的第二个太太是很有名的湘剧演员。几位子女中，蔡美仪到现在还找不到，希望有心人能帮忙找到，跟蔡家联系这个事情。
蔡先生得到楚帛书之前，在上海住了7年。我也去调查了他原来在上海的住所。他当时在这里做买卖，开百货商店，赚了很多钱。他买下了两个小楼，自己住不了，租给别人。结果和房客，一位上海大学的教授，因为房租问题起了冲突，被日本宪兵队抓了。后来他用他的文物疏通一个日本人和法国驻上海的领事，才被放了出来。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在上海待了，赶快逃走，回到长沙。他得到楚帛书是在到长沙以后。
蔡先生回到长沙以后，正好碰上日本人打长沙，他们逃难，结果碰到日本兵要非礼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和大女儿就跳到水塘里自杀了，《晚周缯书考证》这本书就是此事的一个纪念。蔡先生二儿子告诉我说，他逃难过程中始终带着一个铁桶，里面装的就是子弹库帛书，他躲到湘西，在湘西写了这本书。那是1944年，后来卖帛书是1946年的事情。
跟帛书有缘分的有几个美国人。长沙最有名的中学雅礼中学，以前是耶鲁大学在那里办的，所以他们每年会派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过去教书，柯强（John Hadley Cox）就在这里面。那时候所有的外交人员、传教士都要上北京的一个汉语进修学校，就在我们现在的三联书店旁边，柯强也在那里进修过汉语，然后在长沙教书，教到抗日战争爆发。
他在长沙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教书，还在那里搜集文物，有时候甚至睡在墓地，这样能够首先得到文物。当时楚国的文物，对美国古董市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他曾经把这些文物带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办过一个展览，在那儿宣传楚文化，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楚文化的印象。展览中有一批就是瓷器，现在还留在那儿，但是其他的铜器等等，最后都被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被派去做情报工作，所以柯强回到长沙，也在做情报工作。他的情报组织就是今天CIA的前身。在日本还没投降时，他就潜伏在上海的戤司康公寓里，这幢楼现在也是上海的文物保护建筑。
上海是中国古董外流的重要口岸，当时蔡季襄谈帛书买卖的地点就在他下榻的吴宫大酒店。柯强说跟蔡先生借帛书去照相，但照相机少了一个零件，所以没有经过蔡先生允许，就已经请美国的军人把帛书带到台湾。是谁把它带走了呢？这个人我们也很难找，我们只是找到了他美国同学会的照片。这位舒尔特斯（Frederic D. Schultheis），后来为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工作，是将军的助手。楚帛书后来由他带到美国，这样完成一个传递。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知道他原是学汉语的，还教汉语、研究汉学，而且他有个亲戚还是有名的汉学家。他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待到解放军要打南京，在南京待不住了，跑到上海走掉。本来想回美国，因为爆发了朝鲜战争，又把他派到亚洲来。所以是这位先生带走的，说要卖一万块钱，押金只有1000美元。蔡季襄非常不放心，他一直在追这个文物，但是没有回信。蔡季襄还找吴柱存先生来催，也没催回来。
舒尔特斯先生也有一位助手，著名的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他原来是在哈佛大学学艺术史的。
这些情况都是怎么披露出来的呢？是那些要买楚帛书的人调查情况，所以我们很多消息都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帛书在美国每走一步都做了跟踪调查，找到了记录，现在终于所有的链条都完成了。所有这些材料，我们在新出的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
后来楚帛书被卖给了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医生，本来被另外一个人戴润斋拿到，他想私自藏下来。力劝赛克勒医生买这件东西的就是辛格（Paul Singer）医生。我去过辛格医生家里，原来以为他家里面应该跟博物馆似的，但其实是一个公寓。很狭窄的走廊，两边全是文物，他就一个人生活在古董堆里。我跟他采访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说赛克勒医生已经谋划好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落成之际，给你们一个惊喜，把这件文物送给你们。可是我们工作做得太晚了，等博物馆落成的时候，赛克勒已经去世多年了。
赛克勒医生目前还是子弹库帛书的收藏所有人，帛书现在在美国的所有权，《四时令》是属于赛克勒基金会，《五行令》全都在赛克勒博物馆。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罗泰教授，在我们这本书出版以前，又获得这样一个资料。赛克勒医生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写了一篇悼词，明确表示他想把楚帛书归还中国。外界很难看到，因为是赛克勒在医学界的印刷物上发表的。
赛克勒的文物从纽约搬到华盛顿，建新的赛克勒博物馆的时候，罗覃（Thomas Lawton）馆长要挑文物放到新馆里，他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东西，但是赛克勒说这件不行，因为这件我是准备送回中国的。这几次机会都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他本来要跟中国科学院合作，到中国来办医学杂志。办医学杂志他觉得应该去见院长，也就是郭沫若，准备在见郭沫若的时候把楚帛书归还中国。但是郭沫若的秘书告诉赛克勒，郭现在身体不太好，原来说看他情况再定见面时间，结果一等就去世了。所以他又没有机会送出去。但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说，希望有一天，还是把楚帛书交到合适的人手里，这是他本人说的，还不是别人转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子弹库这个墓在1942年被盗了，但是1970年代为了给打开马王堆做实验而重新打开这个墓，让我们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土了子弹库帛画。出土以后，郭沫若非常兴奋，写了西江月词，文物出版社也印了帛画，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
我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带我们找这个地方，找了半天。进去以后，又觉得面目全非，认不清墓在哪里。失望之际，有一位老太太，说话是山西口音，我说您是山西人吧，她说对，我是南下的。我说我们找不到子弹库挖掘地点，她说我还记得，就带我们找。找到一片工地，正在盖房子，长着杂草、乱糟糟的，老太太说这就是当年出土的地方。
子弹库帛书其实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我们全世界的学术界。所以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够回到中国，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复原性的工作。复原性的考古报告，不仅可以增进学术上的了解，而且对我们了解盗墓和考古的关系也有很大帮助。
图为李零教授发言
- 方法、结构与思想 -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英译者之一）：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子弹库帛书，但我对李零这几十年甚至半辈子以上的时间，对子弹库帛书花的大工夫，还是比较熟悉。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
我其实也在很小的规模上参与过这个工作。去年，我把李零大作的第一部，翻译成了英语，现在期待着英语的版本能够早日出版。出版后，我希望全世界的学术界能够逐渐明白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而且能够重视它对于中国文化和考古的重大价值。我现在一直在想，子弹库帛书在美国藏了70多年，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的观众也几乎没有看到过它，而且美国学术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懂得、更不要说处理这方面的材料。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希望，希望子弹库帛书能够尽早回到中国。最好，美方现在的所有者能够送给中国，不要卖给中国。文物不是能用钱买卖的。
夏德安（Donald Harper，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英译者之一）：《子弹库帛书》的出版，是一个在学术界、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上都极为重要的事件。
我第一次接触楚帛书是在2007年。2011年经来国龙教授牵线，与柯强的家人取得联系。2012年，柯强孙女将所有的文件捐献给芝加哥图书馆。直到2014年，还一直有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新资料出现。从2014年到现在，则没有更多的新资料出现。
图为柯强立于盗墓现场
苏芳淑（Jenny F. So，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楚帛书残片揭剥工作推动者之一）：我感到后悔的是，2001年，我离开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此后就没能继续支持和促进李零的研究。希望技术继续进步，让李零，也让我们终能看到，这些折叠的帛书里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有幸见证这一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历史性时刻。我和李零的友谊是同他的子弹库帛书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我都是在1990年来到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第一次见到了楚帛书。三年后，也即1993年，他离开华盛顿之际，我协助他把楚帛书研究报告翻译成了英语。25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当年他在报告里的话是当真的，在楚帛书研究这件事情上，他说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今天，马真的活了！
我希望李零那么殚精竭虑、努力澄清这段发现、流转的历史，强调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最终会带来另一个奇迹——这件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无价之宝的回归。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刚才李零说，他是最早来博物馆见楚帛书的两个人之一。而我就是那之后找李零玩的人，顺便见到了楚帛书，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东西太难整理了。那时候李零拿一张纸，反复揣摩叠的方式，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叠好。
和李零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是1980年代初，我们聊这聊那，聊改革，聊文学，都是一起关心的，所以他怎么“偷偷”写出这么一个东西，是让我们大家非常吃惊的事情。1980年代初，他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谈理念。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后来做的那些，一样是他开展系统研究的方式。
过去我们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只挑实际的东西，是李零让那些东西活起来——他带了风气，研究思想史。那些东西活起来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像中国古代宇宙模式，这些都是思想史里面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读《山海经》的时候，会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山海经》所要展现的世界，全部它所理解的世界。这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推动。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视的，不单是流转情况，还有出土情况。他对几次原始的记录，包括1973年的，都做了研究。我觉得试图把一件不是考古发掘的东西，尽量恢复到环境里面去，是非常必要的。
总的来讲，对楚帛书这样很具体的一个文字资料，虽然有持续不断的30年的研究，但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们做学问，应该是不断自我提升、更新，不断自我否定。看看李零这部书的研究过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说明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
通过楚帛书做学术研究，对年轻人特别有好处，因为这项研究完全是典范，并且能培养在学术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态度。
徐天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零老师虽然不做考古，但是他对材料的重视、对细节的在意恰是我们考古人所缺的。书里专门有一节，讲注录应该怎么来做。我们是编考古报告的，看完以后都很惭愧。他讲的是缣帛古书的注录，并且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好的考古报告，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提供客观、详实、准确的信息。尽管我们现在报告越来越大，似乎跟原来比进步已经很大了，但是按李老师的要求，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细节还远远不够。
像这次这本书里面，帛书流转的过程，看上去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按过去传统的方法看，我只考虑帛书就好。但是恰恰整个过程，也是学术研究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样。如果我们对时代大背景不了解，我们看报告的时候，体会也不深。所以大的时代背景，应该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想说的是，什么人的墓里面放什么样的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放这些东西跟墓主人的知识背景、个人追求和兴趣点，包括家庭背景等等，有没有关系？可惜的是，考古学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无从下手，有时候甚至就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器物的组合、器物分期分类这些东西，但是考古学挖出来的都是“哑巴”材料，需要多少考古材料，才能提炼出一幅帛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呢？如果没有帛画，没有文书类材料的出土，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了解，是要差很多的。
李老师对考古学多有鼓励也多有批评，说考古学是一门显学、是贡献很大的学科，但问题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和别的学科不来往。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哑巴”的材料和文字的材料融通，让哑巴材料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1992年8月在长沙开了马王堆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看到李零整天咯吱窝里夹了一本书，是关于长沙子弹库发掘的调查报告。我后来也听说他专门到上海去寻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联络的地址，做了一番调查，甚至从酒店到哪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都在计算。他通过种种现象和背景，尽可能地还原帛书出土以后的真实面貌。
从往来的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执着和严谨。这本书，在我眼里，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子弹库学术史，前前后后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无疑给当下浮躁的学术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李零教授在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经费的情况下，用自己个人的努力，完成了如此大的重点项目，恐怕在当今学术界，绝无仅有，很值得我们反思：真正的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楚帛书有关。2001年我得到史密森学会的奖学金，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老馆长罗覃博士带我看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楚帛书。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柯强去世后还留有一部分手稿等材料在家人手中，就马上告诉了李零先生和夏德安先生。
楚帛书的研究当然是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从李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是从研究银雀山孙子兵法起家，到古文字、金文研究，再到楚国青铜器的研究（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之外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楚帛书的研究；由楚帛书的研究而进入中国早期数术的研究。所以李先生在很多年以后，又回过来，再把这个研究做完，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圆满地回到起点。
在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上，从蔡季襄开始，商承祚、陈梦家、李学勤、严一萍、金恒祥、饶宗颐、曾宪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李先生的研究做得比较早，在1980年就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的稿子写好了，但这个书压了五六年，到198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订补。所以在楚帛书研究领域，今天的这部书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很重要的总结。
在这部书里，李先生对楚帛书的内容、形式、发现过程、收藏史等方方面面做了穷尽式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对12个人神杂糅的图象还没有很好的处理。以前林巳奈夫、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有所讨论。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将来更上层楼做准备。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我主要是做汉唐墓葬，有一次我女儿给我布置一个作业，说爸爸你研究古墓，给你推荐本书必须看：《盗墓笔记》。看第一页里面就跳出来——盗了一座墓在南方。好像就是楚墓，我心里一紧。为什么通俗小说会把楚帛书作为第一页开头呢？可能也不是完全无缘无故的，这种流行文化，跟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对古代东西的好奇心。好奇心向严肃的方向发展就是学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盗墓笔记》，都值得研究。我想从这点谈起。
刚才在翻这个书，还有一个感受。如果墓葬是研究死人的历史，那李老师还研究活人的历史。流转史很难归类。学科分类发展到今天，隔绝得很厉害，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却觉得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但是李老师在一部书里面呈现的历史，非常耐人寻味。
在战国时期，很多变化都在发生，这是极大的转身，但对最早的这些绘画性的东西的研究完全不够。李先生自己很关心这个问题，所谓画像知识，考古材料一出，就得到一个印证。
传统艺术史的写作其实缺少背后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大的背景。这些年大家在做转向，转向相应地给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做支持。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共性，刚才国龙提出批评，说图象在里面没有展开，我想将来人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由大家的发言，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李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把中国思想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块，人们日常的知识这样一个大领域给复原了。这是艺术史非常重视的大的板块。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好多都是通过图象形式表达出来，文字也是一种图象。这是我作为一个外行和普通读者的感受。
马王堆一号墓发掘后，二、三号墓发掘前，为了配合下一步的发掘，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图为发掘现场，右起：熊传薪、何介钧、周世荣。他们面前所见即子弹库帛画。
王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刚才来国龙提到图象问题，这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战国晚期和汉初的帛书帛画，尽管杂乱，但让我们知道，在印刷出版之前图书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分五种：以图为主，以文字为主，图文并重的，图文都有、以文字重的，图文都有、以图重的。帛书肯定是属于图文都有，但是图文并重类的。
可是我们古代图书中的图，好多都丢了。《山海经》也只剩下文字部分。在时间进程里，肯定有些文化因素是被过滤掉的，过滤掉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过滤，某个基础性的因素是怎样被过滤的？图象和文字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发展过程里，释读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帛画为例，包括马王堆帛画，每一个人都有作为现代人的自己的认识。我们如果把文字部分都剔掉，光剩下画，几乎没法理解。牛郎织女也是，如果光剩下画，没有文献来导引的话，谁也看不出两个像是牛郎织女。
我觉得如果我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探讨的就是，文化符号的灌输是靠什么，是靠教育、靠集体活动，还是其他？对文字或图象的大型识别，一直都在延续。
罗斌（Robin McNeal，康乃尔大学东亚系教授）：我们做过李零学生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出去考察、到他家里看书，但他的学问不一定学得来。因为这些还不是最关键。李零的研究方法就是他喜欢，他特别喜欢做研究、考察问题。你要像他这么爱学习，那你出书什么也会慢慢变快。
我们今天说方法说得多，内容说得少。我希望这个书出来以后，大家能多注意四时的概念，我们往往将之归为阴阳五行。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涉及的一个是空间问题，一个是时间问题，正好子弹库帛书是把空间和时间放在一块儿。也就是，整个宇宙都在这儿。
- 帛书的英译 -
甘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我简单讲一下这部书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情况。作为一本书，有李零教授这样的作者，有罗泰教授和夏德安教授这样的译者，是十分幸运的。他们仨合在一起，就是个梦之队。而且，夏德安教授和罗泰教授不仅仅是译者，他们参与了楚帛书研究的推动，27位学者联名信他们都在其中。因此，这部书的英文版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合作典范。港中大出版社也是这一共同体的一分子，我们贡献的是一个支持系统，即英文编辑出版和全球发行能力。
说到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个角度很有意思。中文版非常精美，也非常精深，英文版的观感却很不同。比如，中文版里有大量古文，原文照录的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就是用文言写的，罗泰教授说他译得很辛苦，可是他译成英文后我们都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他是用标准的当代英文译的，看英文可能比看中文的古文还要容易，还要有意思。罗泰教授花的功夫真的很值。我指的是英文版上卷，面貌和中文版相当不同，真的可以让英文世界的读者，排除很多时间的障碍、时代的障碍，看到一个精彩曲折的故事。
夏德安教授做的下卷释文也很难，是另一种难法，我们两位编辑一直都在学习。这也是非常精深的，夏德安教授会用他的方法译成他认为适合英文世界的专业读者的作品。整个翻译将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学生辈的中英兼通的张翰墨老师做校订，也是清晰的学术传承。
我们计划在收齐所有稿件之后一年内出版。今年是2017年，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起2007年我刚到香港工作，那时李零教授、唐晓峰教授、沈建华老师都在香港，我们一起讨论楚帛书的各种可能性，一部古代文明史的学术著作，一本非虚构畅销书，甚至一部想象中的电影。我这样的外行尤其容易激动。当时《达芬奇密码》正在热映，我就想这本书如果拍成电影，一定有机会震撼世界，因为里面有悬念的元素太齐全了——盗墓故事、两千年前的神秘之帛、日本侵略、美国间谍、冷战……我现在还相信这一点，只是时间的问题。十年过去了，李零教授和文物出版社诸位值得尊敬的同行，终于把第一步走完了——这也说明学术工作是多么艰辛、细致、需要耐心，下面的工作会加速。我的梦想也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
- 帛书的回归 -
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子弹库帛书是我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李零教授是对楚帛书研究最为深入、系统的一位学者，除了对帛书本身，还对整个盗掘出来之后的流转过程进行了考证调查、梳理和研究。
几年前我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个项目“海外遗失文物的调查”，李零教授当时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我查阅了资料，对整个子弹库帛书有关情况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们也对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2013年5月，利用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这件国宝。
《子弹库帛书》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能够再次推动学术界对帛书文化价值的深入研究，也会再一次激起我们对子弹库帛书何时能回到祖国的期盼。刚才李零教授还在跟我讨论，如何使帛书回来。中国政府有打击文物犯罪，打击文物走私盗窃的决心。这些年我们也积极跟国际社会，包括教科文组织合作，加强对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我们也有一些成绩，如圆明园文物的回归。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通过跟美国及其他一些机构，包括学者、专家的合作，能够早日促成《子弹库帛书》回归。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子弹库帛书被盗75年来，经过大量研究，如今有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不过，这毕竟是盗掘出土，和我们后来经过科学发掘的，像马王堆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很大不同。马王堆是经过社科院考古所和湖南省考古所（当时叫博物馆）在很严格的科学发掘的程序下做的工作。也是去年，马王堆帛书的集成释文考证才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掘，值得思考。
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能推动对战国晚期及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希望，以后应该有更多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东西。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好还是经过科学的发掘。
来国龙：关于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问题，刚才沈建华老师也说了，李先生用他个人的力量做了很大的努力、更做了很好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杰出的典范。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文物回归，调子唱得很高，但是很多功课没做好，研究没有做扎实，很多东西都落实不下来。不管文物在哪里，我们首先要把它研究透了、研究彻底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流失文物的回归，本质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其中也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可以讨论。我们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首先也要做好。很多具体问题要具体处理，但是对于文物保护、流失文物回归的整个的态度、方向，大家应该多展开讨论，慢慢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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