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5日上午，“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蜀石经三题”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卢芳玉，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芃，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讲师方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楠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进行了学术史回顾。蜀石经既包括后蜀孟昶广政年间由蜀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十种，也包括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田况于益州州学主持刻毕的《公羊》《穀梁》二传，以及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主持镌刻、宣和六年终由彭慥完成的《孟子》。由此可见，蜀石经分为孟蜀石经、宋蜀石经两类，正处于写本时代向刊本时代过渡的节点之上，在经籍史中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北宋时期，蜀石经著录简略，大多是作为追述蜀学背景而出现的。进入南宋，相关著录、征引转盛，以蜀石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也正式出现，专著有晁公武《石经考异》及张《石经注文考异》。南宋著述中征引蜀石经的情况，或正、或反、或付之阙如。而宋人征引石经还存在含混、不确等问题，故往往需要辨析。例如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董逌所记“石经”，均不作具体说明，其实所引为汉石经，虞万里《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对此有详细论述。

讲座现场

元明时期，蜀石经原石不见著录，盖已亡佚。拓本流传庋藏方面，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孙能传、张萱等编写《内阁藏书目录》时，内阁还存有整套蜀石经拓本。但与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相较，明内府收藏亦有阙损。而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石经左氏传跋》记录长兄徐熥旧藏蜀石经《左传》，联系万历三十三年内阁藏书已佚失二十九册《左传》拓本，似乎可以推测此本即内阁流出之副本。除此之外，官私书目中再难觅见蜀石经痕迹。伴随原石亡佚、拓本绝少，这一阶段的蜀石经研究也在发生变化，时人著述罕有经眼所得，故错讹较多，由此可见耳食之学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也偶有得自亲见的记述，应予以重视。例如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府学诸刻今皆不存，便说明万历年间蜀石经已佚，据此可知原石的散亡与明末张献忠入蜀无关。

清初开始，明内府所藏一线单传的蜀石经拓本，较之元明已呈流散之势，但正因如此，乾嘉道咸时期的学者得以见到中秘典藏，故以考据为底色，晁公武之后的第二次深入考察也就此展开。而士人雅集的鉴赏活动与书贾求售的增值手段，均围绕残拓产生了大量题跋文字，推动了蜀石经研究。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王天然指出两宋、元明、清至民国三个阶段的学术演进清晰、各具特点，且总体上成果斐然。但也坦陈综观这段学术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蜀石经相关事实不清、文本性质不明、经籍史定位含混失当、缺乏形制探讨等。随后，主讲人围绕蜀石经“孑遗综理”、“形制谫识”、“性质讨论”三题展开，回答了一系列疑难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视角、考察取向等作出了展望。

其一为蜀石经孑遗综理。通过梳理可知，现存的蜀石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残拓（黄丕烈旧藏部分）、国家图书馆藏蜀石经残拓（刘体乾旧藏部分）、近代所出蜀石经残石。因国家图书馆原拓暂时无法看到，主讲人以第一、第三部分为主进行讨论。关于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毛诗》拓本，王天然从原拓的行款与字体、钤印情况、朱笔页号与卜煞符号、《毛诗》拓本与清人摹本、《周南》异文辑佚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关于近代所出蜀石经残石，则从残石的发现与递藏、大字与小字的文本特征、残石改刻现象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其二为蜀石经形制谫识。主讲人选取拓本、残石均有存世的《毛诗》为入口，在已知形制信息基础之上，另据传世拓本中所获原石编号，对蜀石经《毛诗》碑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原碑行数，通过对三处与原石布局直接相关的编号进行推算，王天然得出《毛诗》原碑一个编号内约容三十七行的结论，且指出三十七行之数也并非偶然，大概是参考唐开成石经一排约三十七行的结果。关于原碑布局方式，前人多以蜀石经为分排书刻，王天然认为这一判断难以成立并进行了论证。另据《仪礼》残石对上述结论加以检验，所得结果也未对该结论构成明显反证。随后，主讲人展示了《毛诗》整碑复原示意图，据此可以对蜀石经整碑全形有一直观感受，而蜀石经为帖式刻石，由此亦显然可见。本部分最后，还对蜀石经的具体庋藏方法、帖式刻石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引申讨论。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蜀石经《仪礼》残石

（王天然拍摄）

其三为蜀石经性质讨论。主讲人首先对孟蜀石经的性质进行考察，大字方面依据唐石经而略有不同；小字方面，《毛诗》《周礼》二经注文具有明显的写本特征，与二者形成强烈对比《左传》注文则与刊本性质接近。通过进一步归纳孟蜀石经与不同刊本系统的异文情况，王天然认为毋昭裔主持镌石工作的最后阶段很可能利用了五代国子监刊本。这一结论不但更新了以往对孟蜀石经性质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五代国子监刊本经书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样本。其次主讲人对宋蜀石经性质进行分析，指出宋蜀石经《公》《穀》二传不再如孟蜀石经之主体将大字、小字分用底本，而是直接以监本或属于监本系统者为底本。并通过多方论证，认为蜀石经《公羊》所用底本为蜀刻的可能性较大，《穀梁》底本亦属监本系统，而以理推之，二传同时刻石所用底本也应一致。另外，宋蜀石经《孟子》盖据北宋监本刻石，似可排除底本为蜀大字本。

讲座的最后部分为蜀石经研究展望。研究视角方面，因历代著录存在错谬亟待辨证，故应首先选取微观视角，重新审视蜀石经众多相关细节。但也同时注意引申，即根植于微观视角，以坚实的细节考订为基础，同时对书籍史中的若干宏观问题进行观察。如从蜀石经《毛诗》碑制复原，可引申至帖式刻石的意义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物质载体、技术发明、书籍制度等因素对经籍文本的固定、趋同产生的影响。又如从孟蜀石经、宋蜀石经的性质分析，可延展至二者经籍史坐标的确定。考察取向方面，应由传统善本观向关注经籍的形成历史转变，即跳出经传注文的是非优劣之争，转而关注经籍形成的客观历史线索。关注要点方面，主讲人提示以成都为重心的考古发掘、以四川为中心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应成为日后长期追踪的方向。

讨论环节，马楠副教授作出两点补充：第一，天成二年《佛说弥勒上生经》可为形制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石经碑版与传拓之外，五代两宋印本扩大了可供抄写的底本来源，二者功能有类似之处。第二，王天然的相关考证成果具有进一步精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写时间的价值。卢芳玉副研究员认为蜀刻本刻工与蜀石经刊工之间的关系值得考察，并建议主讲人在后续研究中关注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拓本目录的公布。苏芃副教授以“願”字为例，提示字形的变化或许可以反映蜀石经的渊源，而蜀石经经注合刊的原因也值得思考。方韬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主讲人为何在校勘蜀石经时不直接使用单经注本；第二，蜀石经为经注合刊，由此经注便会随之产生互动，因此在研究时需要有双向的考虑。辛德勇教授赞扬了主讲人细致的研究工作，认为任何好的研究都建立在具体扎实的细节之上。并提示进一步考虑蜀石经刊刻特点，与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

天成二年《佛说弥勒上生经》

（马楠制图）

随后，主讲人就与谈人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回答，并就提示作了进一步引申探讨。例如，根据相关证据认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完成的下限应在乾道六年之前；又如，说明了参校本选定的过程与考量；再如，举出蜀石经注文对经文产生影响的实例，认为此问题值得继续积累例证、加以详论。最后，主持人史睿副研究员作出总结，认为王天然的研究与以往的文献学研究已有较大不同，在文本之外，同时重视载体形制、碑石复原、工艺过程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特点使蜀石经研究达到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并重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