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志史和书籍史系列

2018年12月7日下午，“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制造《陶渊明》苏写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蔡丹君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真、副教授曾祥波、博士后李猛，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谷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出席并参与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蔡丹君

首先，蔡丹君介绍了陶渊明集的版本概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陶集常被称作“六朝旧集”，这是因为梁代昭明太子曾校订陶集，将其定为八卷，确定了陶集的基本编次。北朝时，阳休之在编写陶集时增加了另外两卷，陶集成为十卷本。这两种编次均对后世有重要影响。蔡丹君还介绍了宋本陶集的存佚情况：其中北宋本有九种，现今皆不存；南宋本有八种，比较重要的有曾纮本、汤汉本、曾集本，蔡丹君一一对之作了介绍。

接着，蔡丹君就陶集苏写本的内涵与流传过程进行了阐发。陶集苏写本其实是全称为“北宋写刻苏东坡手书”的《陶渊明集》，一直被视为宋本，即诸家校订陶集的主要参考之一。它的底本，过去常被认为是北宋“王氏宣和本”，因此，“王氏宣和本”有时候直接被呼作“苏写本”。李公焕本陶集所附佚名氏跋所指的“绍兴本”，被认为是宣和本的复刻本。但这一点并无证据。现存苏写本，皆是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汲古阁重刻苏写本而来，产生年代略晚。而毛氏汲古阁本原版已经失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嘉庆十二年（1807），京江鲁氏在毛氏汲古阁藏版基础上重新刻印的本子。

京江鲁铨本：嘉庆十二年（1807）京江鲁氏影刻的康熙三十三年毛氏汲古阁重刻苏写本

而毛氏汲古阁所重刻的苏写本以何为底本呢？蔡丹君结合了王氏宣和本、绍兴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宣和本中有一些字划上的讹误，而这些讹误与今日所见的毛扆所刻苏写本中的不符，说明今日所见苏写本应非从宣和本而来。而针对传说中的绍兴本曾被认为是宣和本的复刻本的说法，蔡丹君也援引多位学者的观点对之进行了质疑。蔡丹君认为，毛氏汲古阁苏写刻本所据应当另有其本，但其原出于宋本系统应无质疑。

苏写本以手书上板，具有明显的书法风格，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现象，即采用名人手书刊刻别集。这一现象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天保十一年，苏写本东渡日本后，松崎镰堂极为推崇苏写本以书法上板的特性，故而邀请了江户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卷大任亲自手书。康熙至宣统年间，仿毛刻苏写本蔚然成风，随着苏轼真迹在清代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后期仿刻反而更加接近于苏轼字体。

那么，苏东坡是否真的编写过陶渊明集？为什么人们要将苏东坡与陶渊明联系起来呢？苏写本为手书上板，书法与苏东坡体关系密切，甚至有人认为是苏东坡真迹。几乎所有苏写本陶集中都带有苏东坡、陶渊明二人的小像。苏轼一生推举陶渊明，致力于“和陶”、“评陶”和“书陶”，还曾校订过《陶渊明集》，且撰写了百余首《和陶诗》，并经常将陶渊明的作品写成书法，赠给友人。蔡丹君从苏轼“和陶”、“评陶”、“书陶”三个方面介绍了苏轼与陶渊明和陶集之间的关系。

几乎所有苏写本陶集中都带有苏东坡、陶渊明二人的小像

关于“和陶”，蔡丹君指出，苏轼的一百多首和陶诗是北宋西风元佑党争的产物，他在屡遭贬谪的过程中对于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有了更多认同。苏轼和陶诗的写作始于元祐七年（1092年）知扬州任。此后，在苏轼谪居惠州、儋耳期间都有和陶诗的写作。蔡丹君指出，苏轼的和陶诗中也反映了他忠君思想的动摇与新旧党政以来畏祸及身的文人心态。

苏轼曾经广求陶集，并曾亲自校陶集。郭绍虞曾有文论及苏东坡与《陶渊明集》东林寺本的关系。蔡丹君指出，东林寺本并不是苏写本的底本，因其在异文上颇有特点，与如今可见的苏写本颇有不同，故而苏写本与东林寺本的关系并不大。苏轼还就陶渊明《饮酒》诗中的望、见之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陶渊明集》俗本中将“见”南山改为“望”南山破坏了诗句的整体意蕴——陶渊明采菊，自然见南山，并非有意望之。这段话被认为是望、见之论的的论之语。

苏轼还是开“书陶”风气的重要书法家。《苏轼文集》中提到，苏轼有二十三种书陶作品，其中主要书写的是诗歌。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为赠他人而书。蔡丹君指出，从北宋党祸开始，东坡书法曾经遭到摧毁，靖康之乱以后更见凋零。南宋以后，宋高宗诏求天下遗书及前人书画，对东坡书法尤其珍爱，南宋人对东坡墨迹的收藏不遗余力且引以为荣。蔡丹君认为，苏东坡书法进入陶集刊刻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文化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基于这些书法风气，南宋出现“字画乃学东坡书”的苏写本陶集，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而宣和王氏陶集具有大字的特点，也恰合了当时喜好苏体大字的书法审美风尚。

行书《归去来兮辞》

宋代苏写本在战火中遗失，若要探究如今所见苏写本的源流，还需要探讨明清苏写本的藏刻故事。蔡丹君指出，京江鲁氏所保存的毛扆跋记载了苏写本在明代的刻印信息，并将其与钱遵王在《读书敏求记》中的自述、黄尧圃的记进行了对读，以此对苏写本的底本、流传与书风变迁情况进行讨论。

同时，蔡丹君也以写刻技术为切入点，对苏写本的书法问题进行探讨。她指出，写刻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传播技术，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产生大量的写刻石经。苏写本为手书上板，即让刻工按照书法家所写的字样，一一描摹，再刻入黑板，原理并不复杂。但因对笔画相似度要求甚高，颇费工夫，导致造价高昂。也正是因为苏写本手书上板的特性，导致其书法各不相同。明代中后期图书市场出现了多种苏写陶集，它们的书风颇有不同。钱谦益得一苏写本，并断定其为真迹，书风绝似东坡名作《司马温公神道碑》。他所说的这部苏写本，来自毛扆的外祖父，最后毁于绛云楼大火。毛扆从顾伊人处得一苏写本，并请其老师钱梅仙摹写，后重刻为毛氏汲古阁版的陶集苏写本。对比以京江鲁氏重刻形式传世的钱梅仙摹写版苏写陶集，二者书风完全不同。然而，钱梅仙摹写的书体虽与苏轼本身并不完全相近，但他仍然对于现存苏写本做出很大贡献。这是因为他在全面揣摩苏轼的书法后，保证了同一字在不同地方出现时的差异性，因此使得通篇书法不板滞，让它看起来不像一个集字本。蔡丹君认为，钱梅仙对于苏体字的研究其实是为版刻所作的有意考虑，也反映了他对于写刻本的技术控制。

松崎慊堂画像

同时，蔡丹君也介绍了日本松崎本对于苏写本的复刻情况 。松崎本为日本儒学家松崎复（1771-1844）以苏写大字本为底本刊刻。松崎本为陶渊明与三谢的合刻本，由卷大任（1777-1843）书写，他江户幕府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卷大任号菱湖，出于对他的尊重，在日本松崎本也常被称为“菱湖缩临巾箱本八卷”。蔡丹君还指出，松崎本具有不避宋讳的特点，并根据其中的笔误认为，松崎本所使用的底本当为苏写大字本，和毛扆从顾伊人处拿到的“宋椠本”是两种颇有文字出入的苏写本。因此，可以从松崎本进一步认定，明代以来所流行的苏写本绝不止一种。

讲座最后，蔡丹君分析了苏写本的校勘价值。苏写本突出的版本与校勘价值在于其保存了宋庠本目录和“宋本作某”，又校注异文丰富。但是由于过去的论说中一般对此相对模糊，并没有全面爬梳，从而确定这些价值的体现点。蔡丹君还以陶渊明《述酒》诗为例指出，应当对陶渊明除田园诗外的咏史诗与杂传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揭示陶渊明与陶集的不同面向。

讲座现场

评议阶段，史睿老师指出，苏写陶集其实是一种形态，在一定意义上的文本是有共性的。但从广义上来看，苏写陶集实际上由不同文本构成，在外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关联。且从根源上而言，其与东坡的关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密切。吴真副教授则从文献学角度提出了南宋陶集巾箱本与大字本关系的问题。曾祥波副教授对宋代苏东坡书法的收藏问题进行补充。李猛博士后指出，陶集苏写本的出现不仅仅与苏轼本人有关，与宋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也有一定的关联。谷卿研究员则对苏体字在南宋刻书业中的应用与流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