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由于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不久，我们班有8个同学同时留校，我又在北大教了4年书。我当时的专业和我今天从事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燕园求学和工作的8年，却给我以后的艺术史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我和艺术的结缘在我考进北大之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艺术教育在上海慢慢地恢复，我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1978年进入北大后，学业之余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它反而在燕园优越的文化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我在十多年后最终走向艺术史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在北大时期的艺术活动，首先得到了当时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老师的关怀和支持。1979年3月上旬，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宝煦老师得知我喜爱书法后，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亲切地交谈。赵老师少年时在北京从师学画，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发起阳光美术社，邀请闻一多先生为指导教师。而那时的赵宝煦老师正是政治系的学生。所以，在其他老师都教育学生们要巩固专业思想的时候，赵老师却对我的艺术实践多所鼓励。赵老师知道我喜欢篆刻，送我一本他珍藏的精装本《齐白石作品集》，那时后的物质条件差，赵老师送我的这本书，是我拥有的第一本精装本艺术书籍。赵老师还经常给予我的艺术以指导。那时北大还没有成立学生书法社，在赵老师的介绍下，我参加了教工的燕园书画社的活动。赵老师还带着我和中文系78级研究生曹宝麟和图书馆系78级本科生华人德一起拜访季羡林先生，观赏季先生的书画收藏。此外，赵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喜欢书法篆刻的中央美院副院长朱丹先生和当时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徐冰。现在想来，赵老师当年介绍我认识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和同道，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利用北京独特的文化环境，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

北大让我的艺术爱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求学期间我结识了两位学识渊博、书法造诣很深的学兄——曹宝麟和华人德。曹宝麟是78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王力先生的高足，长我九岁。他是文革前华东化工学院机械系的大学生，但自幼喜欢古代文学，研究诗词格律。文革结束后，他跨界考上了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曹宝麟自幼喜爱书法篆刻，在华东化工学院读本科时从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萧铁先生游，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同门。曹宝麟是上海人，但我在上海时并不认识他，因为那时他在安徽山区的广德县农机厂工作。1978年10月我到北大报到前，去向萧先生辞别，老师说，宝麟也考上了北大，你到北大去找他。在北大，我和宝麟交往最多，常去他的宿舍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出游，看各种展览，他把我看作是小师弟。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我是在他的引导下开始学习篆刻的。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艺术史专业，并不训练学生们辨认草书和印章，在古代的文化史方面的训练也不足。而我当年在北大业余爱好活动中获得的那些知识，居然成了我今天专业上的看家本领。

华人德是无锡人，66届高中生，比我大八岁。文革中在苏北插队落户，1978年考上图书馆系。文革中学习的条件不好，他插队时手边仅有两部好书——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郑樵的《通志》，他读得烂熟，也因此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学和文史基础。图书馆系男生和国政系男生同住37楼，他住在一楼，我住在四楼，所以也能常见到他。1980年冬至，人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被推为社长，我任副社长。那时候我们组织参加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举办雅集，参观北大图书馆藏碑帖。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交流的艺术。

1982年毕业后，我留校教书。系里见我喜爱古代文化，安排我教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虽说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本科生开课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备课，谈不上是专门的研究，但备课的过程却让我有机会了解中国古代官制。这对我以后研究中国艺术史，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宝麟和人德毕业后，都离开了北大，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7年，华人德兄发起成立大陆第一个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我和宝麟都是创社社员。我们在国内举办学术会议，在美国举办中国书法篆刻展。如今这两位学兄都早已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权威，也是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书法家。

当年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燕园开放多元的思想氛围和活跃而又淳朴的学术风气。那时没有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项目来扰乱人心。在开放的氛围中，思想的撞击中会启发你去思考各种问题，而淳朴的学风，令你在分析问题时，会小心细致，力求扎实。我的处女作，就是在大学四年级完成、毕业那一年发表的，至今依然被书法研究领域经常引用。

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和工作了8年，此后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学比较政治4年，这12年的政治学学习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拙著《傅山的世界》英文版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至今已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它的读者超出了艺术界与艺术史界，正是因为它所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而我本来就有着不同于一般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背景。目前我正在研究晚清高官、学者、收藏家吴大澂（1835-1902），通过他，我来观察中国在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后，晚清最后那两代士大夫的业余生活。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二十世纪社会精英结构的变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我曾有政治学的背景，怎么会选择这样的课题。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1990年我从政治学转向艺术史的一个机缘，因为它也和北大学缘有关。1986年至1990年我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期间，在东亚系教书法课。业余的时候，开车拜访美国东部的书法家。经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之子李培德教授的介绍，我去拜访了在耶鲁大学退休教师张充和女士。张老师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她的丈夫傅汉思是德裔汉学家，长期在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张老师则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书法。上世纪抗战胜利后，胡适先生邀请张充和到北大教书法和昆曲，邀请傅汉思和张充和到北大西语系任教，他们在沈从文先生家中邂逅，相爱，结婚。当张老师知道我是北大校友又喜欢写字刻印后，很高兴，谈得非常投缘。当1989年秋天她得知我想转行不再研究政治学后，主动提出推荐我到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在她的大力推荐下，我在1990年秋天顺利进入耶鲁大学。1990年秋，我全家抵达耶鲁后，张老师和傅汉思先生请我们全家吃饭。由于我妻子王莹是北大中文系1978级文学系专业的学生，席间张老师指着自己、傅汉思先生、我、和我妻子说：“我们都是北大的”。